中文摘要：提单管辖权条款通常约定由承运人所在国即主营业地法院管辖，但是也可能约定由第三国法院管辖，该国法院除被选择外，提单下争议与该国再无联系，对于这两种条款的效力，理论中颇有争议，司法实践中做法也不稳定，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实际联系原则内涵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从世界其它国家的立法和保护当事人利益等角度出发解读“实际联系原则”，应当认定前者有效后者无效。

　　关键词：提单管辖权条款;第三国法院;协议管辖;实际联系原则;

　　提单管辖权条款指规定如果提单当事人一旦发生争议，如果诉诸诉讼，则因提单或与提单有关的一切纠纷由某一特定法院或某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的条款。关于其效力，除了极少数国家如意大利、澳大利亚明确否认外，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绝对承认和绝对否认其效力的情况都不存在，往往依靠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

　　对于协议管辖，我国《民事诉讼法》采取内外有别的规定。对于涉外协议管辖，《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 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对于“实际联系”的具体含义和范围，我国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解释，在理论和实践中具有争议的有两点：第一、提单管辖权条款指向承运人主营业地法院，承运人主营业地是否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第二、如果第三国法院仅仅被当事人选择而与争议无其它实际联系，选择是否有效?本文试图从世界其它国家的立法和保护当事人利益等角度等角度，为我国法院正确认识“实际联系”的内涵提出若干意见和看法。[注释一]

　　一 司法实务的做法

　　以承运人主营业地与争议无实际联系而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效力的案例有两则。

　　广州海事法院受理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州分公司诉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被告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根据本案所涉提单管辖权条款的约定，因本航次载货船舶“WIENIAWSKI”轮是由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格丁尼亚分公司经营的，而其主要营业地在波兰，故本案应由波兰格但斯克VOIVODESHIP法院管辖，广州海事法院对本案不具管辖权。经审查，合议庭一致认为，本案属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尽管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在本案所涉提单中对管辖权进行了约定，但该约定没有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即没有选择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代表机构住所地的法院管辖，提单中的协议选择管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故对该协议管辖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铁路、公路、水上航空运输和联合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次运输的目的地为黄埔港，该目的港在本院辖区内，故广州海事法院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 ]

　　在厦门海事法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诉被告荷兰铁行渣华邮船公司货损赔偿案中，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根据本案提单管辖权条款关于“运输合同项下任何诉讼必须由鹿特丹法院审理，其他法院无权审理有关纠纷”的规定，我国法院无管辖权。法院认为，鹿特丹仅为被告公司的总部所在地，非本次海上运输的签订地、起运地、中转地、目的地及海事事故发生地，与争议无实际联系，故驳回了被告的异议。[2]

　　以第三国法院与争议无实际联系而否定其管辖权的有太平洋恩利渔业(香港)有限公司速耐干伊斯特海运公司、东风运输有限公司货损货差纠纷案，东风运输有限公司依据提单管辖权条款提出异议，被大连海事法院驳回，东风运输有限公司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的裁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EASTWINDS/LMONTEVIDEO SHANGHAI提单中虽规定“有关提单的所有争议应提交英国伦敦高等法院裁决，适用英国法律”，但是，该规定违反涉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据此，辽宁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3]

　　二 理论上的争议

　　我国的协议管辖要求所选法院必须与争端有实际联系，这受到我国很多学者的批判和指责，李浩培先生就曾经指出：“订立契约以进行国际贸易的法律主体，不论是自然人或法人，通常属于不同国籍的国家。这些法律主体通常倾向于维护其各该本国的司法制度的威望，而对于对方的司法制度未免抱有不信任感。要求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法院管辖就是排除选择中立法院的可能性，其结果可能是双方当事人因此不能就达成国际贸易的契约而对国际经济往来的发展不利”。[4]

　　如果当事人选择一国法律作为合同准据法且接受该国法律管辖，除此之外该国与争议再无联系，最高人民法院奚晓明法官认为选择该国法律本身就与案件有了“实际联系”，其理由是：“单就对整个合同关系的处理而言，当事人所选择的处理纠纷所应当适用的法律，无疑对处理该合同争议具有更为紧密和更为实际的联系，有关合同的争议都必须依据有关准据法来解决。从这个角度说，当事人选择了适用该第三国法律作为准据法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该国法律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履行乃至合同纠纷的解决，有了内在实质上的联系，该国由此成为与本案具有了‘实际联系’”。[5]

　　三 实际联系原则的内涵

　　在列举的前两个案例中，法院以承运人主营业地与争议无实际联系而否认提单管辖权条款的效力的做法明显是过于扩张自身的管辖权。我国对于协议管辖是内外有别的，对于国内案件，《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对于涉外合同，则应遵循上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而第二百四十四条并没有采取第二十五条的列举式规定，而是笼统地要求具有“实际联系“即可，其范围更为广泛，上文广州海事法院的判决即混淆了内外有别规则。厦门海事法院认为，承运人总部所在地与案件无“实际联系”，这种认定也是没有理由的。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一般也是其国籍所在地、而“原告就被告”是一项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的基本原则，一般来说，提单管辖权条款绝大部分都是指定承运人主营业地法院管辖，认为承运人主营业地与争议无“实际联系”无疑从根本上推翻了提单管辖权条款效力的根基，而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并不宜采取此种极端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