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结构的优惠倾斜,不是将重点放在个人身上,而是放在那些具有支撑GDP增长功能的产业和企业。这些产业和企业都不足以成为持续吸纳就业的途径。

　　随着高校又一个学年临近结束,又将有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就业问题年复一年地讨论,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就业问题与财税制度存在关联。但解决失业问题,是不是通过减税手段就可以了?或者是否应该由政府出马,刺激经济,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就业困境,必须在中国特殊的经济结构之上才能得到理解。而此种经济结构,不仅是市场自我运转的结果,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塑造的产物,包括财税制度上的相应建构。

　　农业在现代经济中先天孱弱,农业税的取消逐渐成为历史逻辑,直至成为历史现实。另一方面,由于倚重外向型出口产业和具有短期推动效应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政府在财税体制上往往会给予这些产业各种优惠条件,人为推动繁荣景象。利好的财税政策刺激了资本的过度投资,在繁荣时期形成过密化局面,此时,虽能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但过度竞争状态往往把劳力工资拉到低点。一旦经济由繁荣走向萧条,这些产业由于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就会释放出大量的失业人口。由于税收红利已经在常规时期被充分利用,萧条时期的减税空间已经相当逼仄,此时的减税手段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中国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更多利用政府投资的手段,而不是冀望通过减税复苏经济,也就不是完全出于控制财税来源的考虑。

　　因此,一旦碰到国际性经济萧条的情形,一面需要税收上的进一步让利,甚至形成财政倒贴的局面;另一方面,税收的降低,对企业的刺激力却呈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由此,导致某种凯恩斯式的政府投资计划的吸引力就更加强烈了。相应带来的则是银根放松、增发纸币、税收下降,这又会使得整个经济陷入体系性的滞胀状态。失业问题成为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难题,而在税收上却已难再有下降的空间。此时,无论是政府刺激方案,抑或减税主张,都不能充分发挥理论上的作用。

　　只有认清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财税体系的特殊关系,才能充分理解中国常规和萧条时期的经济逻辑,以及税收与就业政策的边际效应。我们看到,一旦中国经济陷入低谷,官方资本往往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投资,使资本堆积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产业中去。而那些规模大、周期长、利润高、风险大的战略技术投资行业,由于资本回报和就业吸纳的未来性,往往很难得到官方投资的青睐。这造成一方面,关键行业投资主体缺位;另一方面,过剩资本拥挤到某些重化工行业,或是更具有投机色彩的房地产与证券市场之中。这些产业,在一段时间内,享受税收权力优惠的倾斜和照顾,促成泡沫的形成。但是,譬如重化工业,它们难以形成持续吸纳就业的能力,或如房地产和金融业,由于其产业特征,根本吸纳不了中国劳动力组成中的主要群体。于是,一旦萧条局面过去,经济形成过热的征兆,政府出手打压,这些行业就很容易成为新一轮经济衰退的起点。所以,中国近年来的失业问题与经济状况,就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