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 走私货物、物品所偷逃的应缴税额，应当以走私行为案发时所适用的税则、税率、汇率和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计算，并以海关出具的证明为准。” 笔者认为《解释》第六条第二款有两点值得探讨： 1、税则、税率、汇率以走私行为案发时的为准，有违实事求是、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2、海关审定完税价格以何时的价格为准，《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易造成混乱。对于走私犯罪的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在1987年颁布了《惩治走私犯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补充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走私货物、物品价额，按照犯罪查获时当地的国营商业零售价格计算”。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衡量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一般都是以被告人在犯罪当时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结果来衡量的。如：两高院1992年颁布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区别不同情况，根据被告人作案当时，当时的同类物品的价格……计算。” 《补充规定》之所以打破常规，以“查获时”的状态来衡量走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其原因是： 1、《补充规定》制定于1987年，从当时所查获的走私案件来看，大多数是东南沿海偷运。这类走私的特点是：行为人多数是个人，入境时不经过设立海关的地方，不向海关报关，走私一般没有记录。因此，这类走私的犯罪时间一般比较难于查清。 2、当时查获的走私案件多为现行案件，因此，“查获时”与犯罪时是基本一致的，或者是相距不远。 3、当时我国在东南沿海一带走私十分猖獗，呈愈演愈烈之势。 4、当时的物价呈上升趋势，以“查获时”来计算犯罪金额一般不会轻纵犯罪。 5、《补充规定》的制定依据是《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决定》根据当时的形势，确立了从重从新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因形势变化，以后的立法不再采用。因此，《补充规定》以“查获时”为准来计算犯罪金额，基本上是符合客观规律和当时现实的走私形状的。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也证明，《补充规定》作这样的规定是切实可行的。而《解释》制定于2000年。1998年我国开始在海关成立专司查缉走私犯罪的机构。从该机构在成立以后查获的案件来看，走私犯罪案件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多数是单位走私。这类走私的特点是：行为人多数是单位，进口时向海关报关(采取欺骗手段报关)，在海关有进口记录，在单位有财务记录，走私呈持续性。可以说，这与1987年前后及90年代初期的走私现状是完全不同的。而《解释》规定，走私犯罪金额的计算仍以“案发时”为准(仅是措辞变化而已，含义没有变化)。另外，“完税价格”，也易产生岐义。是指进口报关时的完税价格，还是案发时的完税价格，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按照《解释》审理走私犯罪案件，在实践中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困惑。现举例如下： 1、甲公司1998年以来料加工的名义免税进口1000吨晴纶短纤，此后未经海关许可擅自将其中100吨在境内销售，2000年案发。在处理该案的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1998年晴纶短纤的关税的税率是6%(国家临时调低)，2000年的税率是13%。如按6%计算，偷逃的应缴税额为29万多元人民币，这样办理，不符合《解释》，但又符合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如按13%计算，偷逃的应缴税额为38万多元人民币，这样办理，符合《解释》，但又与客观实际不符，因为在1998年如果该公司一般贸易进口同样的晴纶短纤，向海关缴纳的应缴税额也只有29万多元人民币。 2、乙公司在1999年以一般贸易的方式进口实际价值为100万美元的机器设备，进口时向海关申报为50万美元，并已缴纳税款140多万元人民币{50万*8.3*(17%+17%)=140万}，2001年案发。 在处理该案的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1999年该种设备的进口关税的税率是17%，2001年的税率是9%，乙公司在1999年进口时向海关已缴纳了税款140多万元。按照《解释》，下面两种计算方法都不违反《解释》的规定：1、100万*8.3*(9%+17%)-140万=76万元人民币;2、( 100万-50万)*8.3*(9%+17%)=108万元人民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解释》规定税率应适用案发时的税率。 3、丙公司(中外合资)1997年以外商投资设备的名义免税进口价值120万美元的机器设备，随后全部擅自在境内销售，2002年案发。在处理该案的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2002年该种设备进口价值一般为60万美元左右，仅为1997年的一半。完税价格到底是以1997年的价格来核定，还是以2002年的价格来核定，《解释》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我国所查获的走私犯罪案件大多数是价格瞒骗、未经海关许可在境内擅自销售特定减免税货物和保税货物的案件，与上述案件基本上是同类型的案件。关于走私犯罪金额的计算，《解释》没有根据我国走私犯罪现状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变化，只是简单照搬《补充规定》，给审理走私犯罪案件带来了许多困惑和混乱。另外，我国加入WTO后，关税税率呈遂年下降趋势。如果按《解释》审理走私犯罪案件，似有轻纵犯罪的嫌疑，这又与走私犯罪居高不下的现状不相符。 笔者认为，《解释》应根据我国走私犯罪的现状和我国一贯的实事求是、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政策，对第六条第二款作如下修改较为合理：偷逃的应缴税额应当以犯罪当时所适用的税则、税率和犯罪当时的汇率、价格(完税价格由海关审定)计算，并以海关出具的证明为准。如犯罪时间难以查清的，按从轻原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