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官员在强制拆迁时私下放言:即使自焚，官员仕途也不会受丝毫影响——“现在全国都在这儿摆着呢，把谁处理了?”记者循此多方调查求证，结果发现:在最近三年发生的八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中，的确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即使有下层官员当时被应景问责，也均已官复原职或者被提拔升官。嘉禾拆迁户维权带头人李会明无奈痛斥:“不处分还好，处分完都到市里去当官，更风光了!”(《南方周末》4月8日)

　　老子曾经对官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现在，则是官对民讲:“不畏民死，何以死惧之”!拆迁自焚案后，无房屋被保住、无官员被问责的严峻事实，让自焚、活埋这些原本在行政语境中十分敏感的词汇彻底“脱敏化”，仅以“法盲”二字就可以轻描淡写地应付自如，当事官员甚至连人之为人的基本情感歉意都不会有——唐福珍自焚案的城管局长钟昌林就说了，“我是执法者，应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可是，当强权暴力面对公民生命都可以无所顾忌，我们还能拿什么去约束失控而膨胀的权力呢?

　　经过那么多引发公众强烈关注的典型案例，特别是《物权法》出台之后，善良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天真以为，在舆论的压力和法律的约束之下，强制拆迁事件将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可是，事情之后却完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以至于自焚、活埋之类事件频繁上演到“审丑疲劳”的地步——这意味着，在土地财政等地方利益冲动下，强权暴力在与民情民意的博弈之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保护私人物权的法律也仅仅只是写在纸上而已。

　　时刻对公民生命感到敬畏，时刻对权力来源保持清醒，在选择公权暴力之前必先“穷尽一切可能”，这是最为基本的公权伦理，是不可逾越的公权底线。在这样的公权伦理下，因为做出强拆决策引发公民自焚的官员，应该承担政治责任;具体执行强拆决定不当引发公民自焚的官员，应该承担行政责任——后者适用过错与过失原则，前者则应无条件承担结果责任。无论如何，拆迁自焚案后无官被问责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当别人不惜以牺牲生命来对抗强拆，公权应该引起歉疚的反思并采取警醒的行动。湖南常德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