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被拆迁户征税与工程收益税

　　薛刚凌教授主张向被拆迁户征税以遏制“钉子户”的不合理要价，遭到袁欲来律师的激烈批驳，随后又有若干人等为薛教授辩护，其中包括“公务警察”先生，他的辩护理由是国外和台湾的“工程受益费”。在刚刚又发生一起被拆迁户自焚的背景之下，这些似乎真地捅了马蜂窝，自然会吸引大家的关注，然而事情的争论至今难说有个分晓，鄙人插上一嘴，发表一点浅见，请大家评判。

　　薛教授的观点似乎言之成理，被拆迁户的房子涨价正是由于政府投入了公共投入，说白了，其实就是源于拆迁。对此，袁欲来律师已经做了批驳。鄙人不再重复。需要补充的是，我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有些难缠的钉子户会得到高于房子价格的补偿，问题是，这种情况是极少数，第二，这里实际上蕴含着对其他拆迁户的不公平以及政府欺软怕硬、不公平对待。对于大多数被拆迁户来说，拆迁都是一件吃亏的事，相信有过被拆迁经历和大多数公众都同意这个结论。即使从经济上不吃亏，感情上、邻里关系网的打破、工作距离的增加、折腾的成本等等精神上的损失又怎么计算?

　　话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拆迁让政府亏本，政府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热情来到处拆迁?莫非政府里的头头们都是傻子，如果这样，哪里还有“卖地财政”一说?莫非是对政府的污蔑?尽管有些拆迁确实是为了公共设施，但是，大部分拆迁都是商业拆迁或者公共设施拆迁与商业拆迁的混合，比如，上面建公益广场，下面却建地下商场。总体上来说不管中国哪里的政府，全盘算来，拆迁的结果肯定是政府赚钱，者是毫无疑问的。无锡市政府把第一人民医院迁走，医院原址卖出去赚了两个亿，政府不吃亏，是政府首长自己说的。笔者所知某区域拆迁建大学城，尽管其中大学校园政府并没有赚太多钱，但是，其一因此带动的附近的商业开发让政府转了10个亿，这还不算大学原校址的地盘被政府转手卖掉赚的钱在内。

　　公物警察先生引进工程受益费一说为薛刚凌教授辩护，并且对中国法学界只进行宏观研究的毛病大加指责。我承认，公务警察先生的学术敏感性还是很强的，作为一个实务工作者，能够对理论研究有这么大的兴趣并且有一定的研究深度，确实难得。他对学术界的批评也有道理，甚至很中肯。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微观和宏观都是必要的，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是要不得的，同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是要不得的。他从法规到理论介绍了台湾和日本“工程受益费”的情况，以此一方面旁证薛教授的观点，另一方面借此批评中国(大陆)的行政法学界的学者。他说：“我认为大陆的行政法学者，普遍的对于具体的行政法制度，尤其是各论部分，知之甚少或者一知半解，我想这倒是符合袁裕来律师指摘行政法学界的本意。我国的学者们，少发点不着边际的宏论，踏踏实实做点具体的实务上的学问，是时候了!”

　　但是，我却以为，公务警察先生缺乏的恰恰是宏观的观察和就事论事，也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且不说，被拆迁户是否真地是“工程受益”者，也不说其实大陆早已经有了征收“工程受益费”的事实(尽管没有用这么个名称)，比如到处可见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收费站牌，高速公路收费站就更不用说了。正是：“此树是我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此亦可谓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人们常说的“三乱”，其实就包括“乱收费”，比如城市建设费等等，我早年在中学教书，乡政府的干部居然到学校来收绿化费。如果说大陆的政府很傻、很天真，不知道收“工程受益费”，除非你是外国人。

　　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台湾也好、日本也好，人家收工程受益费是在民主法治的“宏观”背景之下进行的，其决策、数额限制、过程公开、事后救济等等非大陆可比。比如深受公务警察先生推崇的台湾当局《工程受益费征收条例》有如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