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新中国四十多年的民法运行中，一直将质权归位于抵押权，所以，在担保法将质权确立为一种独立担保物权后的短短两年，有关质权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社会认知的心理基础和操作意识更显薄弱。作为动产质权动态运行的重要环节和质权人的权利效力表现之一的转质虽在传统的大陆法系民法体系中已基本成熟，但在中国民法界却是理论上少有介绍，实务中更鲜为人知。基此，笔者拟对动产质权中转质的立法取向及其操作适用的基本要件进行初步探讨，并期待法学界同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一、转质的立法现状和应然选择

　　所谓转质，是指在质押关系有效设定之后，质权人根据法律规定以自己的责任或经出质人明示承诺，为担保自己的债务，将出质人提供的质物交付给自己的债权人占有而设定一个新的质权的法律行为。这一行为基于两个债权债务关系而形成了一个质物上的两个质权并存，从而产生出质人、质权人、转质权人三方主体的权责利互动关系。

　　就转质的事实要素和法律属性分析，其基本运作要求有四：第一，出质人与质权人就担保某项主债权债务关系，而在特定动产上设定有效质权是发生转质的事实前提。没有动产质权的前位条件，也就无从产生转质这一后位结果。第二，动产占有的两次移位是转质有效成立的必备要件和必然结果。占有移转是动产质权之公示形式并进而取得公信的效力条件，也是其区分抵押和登记式权利质押的专属标志，所以转质的实质是质物的转占有。第三，质权人享有转质权是转质的效力来源，也是转质法律属性的直接表现。转质权的取得，并非质权本身所隐含，而必须有明确的权利根据。第四，质权人转质权的权利来源，表现为两种意志，一是出质人在质权设定时的明示授权或承诺，二是法律规范表现国家意志直接给以确认或赋予。由此，转质被分化为两类：一类是承诺转质，即质权人经出质人同意，为担保自己的债务，以其占有的质物为第三人再设定较自己质权有优先效力的新质权。另一类是责任转质，即质权人于质权有效存续期间，不经出质人同意，而是依据法律的授权性规范以自己的责任将质物转质于第三人，设定新质权。

　　查阅大陆法系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其关于上述两类转质的态度可概括为四种模式：一是以瑞士为代表，确认承诺转质，否定责任转质。其民法典第887条规定：“质权人经出质人同意后始得将质物转质。”二是以日本为代表，既允许责任转质，亦确认承诺转质。其民法典第348条明确规定：“质权人，于其权利存续期间，可以以自己的责任转质质物，于此情形，对因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转质就不会产生的损失亦应负责。”对承诺转质，其民法典第350条以有关“留置权等规定的准用”来加以间接确认，即质权人经出质人同意，可以占有之质物为自己的债务设定担保。三是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立法上仅明文规定责任转质，即“质权人于质权存续中，得以自己之责任，将质物转质于第三人，其因转质所受的不可抗力之损害，亦应负责”；而对承诺转质，立法上不置明文，实践上予以首肯。四是以法国、德国为代表，在法典上对两类转质均消极地不置可否，委于学说则多持赞成态度。

　　尽管转质作为一种客观行为在我国民间债的关系中时有发生，在现今市场经济氛围下不可避免，但我国立法并未作出应有反映。担保法颁行之前，抵押权包容质权，有关法律的适用和理解多从抵押权角度把握，质权的特性则被忽视，转质问题更遭埋没。而按照抵押权的逻辑结论和规范要求，不存在也不允许抵押人为担保自己的债务将抵押人的抵押财产单独予以转抵押。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124条的规定，即“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权或经营管理权的财产作抵押的，应当认定抵押无效”，不仅是对转抵押的否定，而且潜在地否认了转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换言之，在质权归位于抵押权的条件下，作为对转抵押予以禁止的必然结果，转质也不会得到承认。担保法颁行之后，质权不仅在形式上独立于抵押权之外，而且在内容上确立了有别于抵押权的规则体系，转抵押的禁止不应继续引申到转质之中。但令人遗憾的是，诞生于中国市场经济由初创走向发展阶段的担保法，虽然以专节12条构建动产质押的基本模式，却并没有对动产质权的转质给予明确态度，表现出立法上的一大疏忽或缺失。一旦现实生活中发生转质现象，如何予以确认和调整，将直接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或疑难。因此，随着动产质权这一担保形式由立法走向实务、由静态规范走向动态运作，质权人应否享有转质权及其转质行为是否有效，必须在理论上给予廓清，在担保法的实施解释上加以界定。笔者认为，尽管转质易生利益冲突，存在一些弊端，但在整体意义上，只要规范得当，操作有序，其利大于弊，具有从法律上加以确认和保护的合理应然价值。具体来说，这种应然选择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