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原告：施宝英

    被告：丁振康

    原告施宝英与其夫丁克明（已故）共生育两子两女，被告丁振康为其长子。1989年，丁克明去世后，被告丁振康与其弟丁正其订立协议书一份，约定：从1990年正月15起，原告施宝英每月的一切费用计人民币40元，由兄弟两人各半负担；原告施宝英今后的医疗费用也由两人共同负担；原告现有财产由原告自行保管，待原告去世后，由两人各半所有。1998年12月，被告丁振康与丁正其又订立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从1999年正月起两人每月给付原告施宝英生活费增加到人民币30元。嗣后，被告丁振康按约给付原告施宝英生活费至2002年6月。2002年12月31日，原告施宝英突发脑梗塞并住院治疗，为此花去医疗费用15000多元。被告丁振康在原告施宝英住院期间未予照顾，也未承担相应费用。2003年2月，原告施宝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丁振康从2002年7月起给付生活费每月30元，承担10000元的医疗费用及今后的生活照料、患病护理和治病所需费用。

    被告丁振康辩称，其无能力按协议履行赡养义务，原告的医疗等费用应依法由原告施宝英四子女共同负担。

    [审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被告及原告的其他子女均应向原告履行赡养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每月给付30元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自2002年7月后未给付原告生活费，但原告并未因此举债，故原告要求被告补付2002年7月至起诉时的生活费不予支持。原告的医疗等费用应由原告的四个子女共同负担。据此，法院判决：被告自2003年2月起每月给付原告生活费人民币30元；原告为治病已花医疗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四分之一；原告今后的医疗、护理等费用也由被告负担四分之一。

    宣判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但在二审开庭审理前，其不幸去世，本案终结诉讼。

    [评析]

    对本案的一审判决，笔者认为有三点值得思考：

    1、被告丁振康与丁正其关于原告赡养事宜的约定是否有效？

    1989年，丁氏二兄弟为原告的赡养事宜订立了协议，在1998年又订立了补充协议，将原告的每月生活费20元增加为每月30元，两份协议均在现行合同法实施前成立，因此对协议效力应依据民法通则中有关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来判断。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无效民事行为，民法通则也有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民事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丁氏二兄弟在订立协议时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协议内容也系两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有关原告的赡养事宜的约定都得到了原告的认可，丁氏兄弟二人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主动承担起赡养原告的责任，不仅合乎公民道德规范，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法律规定。那么，协议中未约定原告其他两位女儿向原告尽赡养义务，是否会导致协议无效呢？众所周知，赡养对被赡养人来说是一种法律权利，对赡养人来说则是一种法定义务，作为被赡养人可以要求赡养人承担赡养义务，也可以放弃要求赡养人赡养的权利，因此在原告认可由丁氏兄弟二人尽赡养义务前提下，协议约定的内容并未侵害被赡养人的合法权利；丁氏二兄弟主动承担起赡养原告的责任，减轻原告两位女儿的负担，与法律规定并不违背，并不侵害原告两位女儿的合法权益，因此丁氏二兄弟关于原告赡养事宜的约定应为有效，两人就赡养原告的合意行为即是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被告丁振康应按约承担起自己赡养原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