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被告人姜某，与A公司总经理韩某合谋，利用其负责B大学科教用品进口业务工作的职务之便，以B大学进口科教用品为名，私自为A公司提供《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申请表》，办理免税证明，帮助A公司多次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额共计60余万元，偷逃税款均为A公司占有。期间，韩某共给付姜某“好处费”3000余元。对姜某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定罪量刑，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姜某与A公司构成共同走私普通货物罪。对A公司及韩某应按照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规定，即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定罪量刑；对姜某应按照自然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规定，即应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罪量刑。另一种意见认为，姜某系（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的共犯，且其仅起帮助作用，系从犯，应比照对单位及韩某的定罪量刑标准，从轻处罚。姜某不是自然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不能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

　　释疑

　　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但对两者的定罪量刑标准是不一样的。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仅适用于自然人单独或者共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情形。本案并不属于这种情形。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这里所谓的“走私罪犯”，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本案中，被告人姜某与A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韩某通谋，明知A公司走私普通货物入境，仍为之提供发票、证明，因而构成（单位）走私普通货物罪的共犯。

　　在本案中，被告人姜某仅提供了免税证明，而走私的全部实行行为均由A公司和韩某完成，走私偷逃的应缴税款也全归A公司占有，因此，A公司及韩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姜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规定，对被告人姜某应比照对A公司和韩某的定罪量刑标准适当从轻处罚。只有如此，才能做到罚当其罪。如仅看到姜某不是A公司的职员，不具备单位犯罪的主体身份，就认为姜某的行为是自然人犯走私罪，而适用自然人犯走私罪的条款来定罪量刑，就会背离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