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简介

    被告人康某系中国某航空公司经贸中心经理，1998年初，康某经曾某介绍，同意以中国某航空公司名义为黄某代理进口货物。期间，介绍人曾某告诉康某，事成后可给其好处费。98年5月27日，康某在未见外商的情况下，按介绍人曾某转交的文件，以中国某航空公司的名义签署了虚假的外贸合同及外贸代理协议。同年6月2日、4日、5日，康某随同曾某，使用虚假的外贸合同，外贸代理协议和报关单等凭证，放任客户自带汇票，通过中国某航空公司会计先后购汇共计1500余万，后将其汇给香港某公司。事后，康某从中收取好处费人民币15万元。

    二、处理意见

    对被告人康某的上述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和非法经营罪没有异议。但是对于此二罪如何处理，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康某在非法经营活动中收受他人给予的好处费是基于不同的犯罪目的而实施了彼此不相联系的犯罪行为，侵犯了不同的客体，故而康某的受贿行为和非法经营行为之间不存在牵连关系，不属于牵连犯，对其应予数罪并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康某之所以实施非法经营行为，就是想得到好处费，后来也确实得到了。由此可见，其实施的非法经营行为和受贿行为是有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的牵连关系，符合牵连犯的构成特征，牵连犯是数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因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出自犯一罪，而在客观上行为之间又表现为不可分离，而在处罚上采取吸收主义，按数罪中的重罪处以重罪之刑，轻罪被重罪吸收，所以采取“从一重罪处断”原则，以受贿罪论。

    第三种意见认为，因受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不仅有两个以上的行为和故意，而且侵犯了两种以上的法益，理当数罪并罚。这是对受贿罪的法益采取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说的当然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长会议《关于被告人受贿后徇私舞弊为服刑罪犯减刑、假释的行为应定一罪还是数罪的研究意见》就采用此观点。

    三、法理分析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和第三种意见表面上一样，其实前提不一样，第三种意见的前提是康某的行为构成牵连犯。被告人康某的受贿行为和非法经营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众所周知，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况。牵连犯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实施某一种犯罪，而其犯罪所采取的方法又触犯了其他罪名。例如：甲伪造证件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其目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其方法行为又触犯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二是行为人实施某一犯罪，其犯罪结果又牵连了另一个罪名。例如：甲盗窃银行支票冒名取款。盗窃是目的行为，但甲去冒领款项则是结果行为，又触犯了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