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对于中国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来说，是颇为尴尬的一年。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因为刑讯逼供的丑闻身陷舆论的“唾沫”中。1月23日，河北唐山七民警刑讯逼供案开庭审理，作为主犯的某公安分局局长、副局长均被判刑讯逼供罪；3月初，河南胥敬祥冤案和河北聂树斌冤案，几乎同时爆出当年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隐情，舆论大哗；4月初，被错误关押十一年的佘祥林无罪获释，佘向媒体披露了曾遭受刑讯逼供的详细经历，群情激愤。佘案余波未平，7月，云南王树红案再次震惊社会，被折磨得弱不禁风的王树红让人触目惊心；8月，河南省太康县公安局再次卷入这个漩涡，该局副局长因为刑讯逼供致人死亡被正式批捕；10月10日，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齐振国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 [1]

　　一连串的非常事件，引起了最高公安部门和检察部门的关注。从5月中旬开始，公安部开展了全国公安系统群众信访接待活动，其中重要内容是省、市、县（区）各级公安机关“一把手”亲自接待接访群众反映公安民警刑讯逼供的问题。5月2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公诉工作会议上表示：“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人权，同时又是冤假错案的温床，不仅人民群众反应强烈，而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害十分严重，必须作为侦查监督的重中之重，坚决拔掉这颗刑事诉讼的‘毒瘤’。”在随后半年时间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了以纠正刑讯逼供为重点的专项侦查监督活动。遏制刑讯逼供成为了公检部门的共识。在这些轰轰烈烈的运动推动下，社会舆论对于公安机关的不满逐渐缓和。

　　我们是否已经找到刑讯逼供的体制性根源？这些措施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吗？会不会再陷入“刑如韭，剪复生”的怪圈？出于这种担心，笔者开始关注作为始作俑者的公安机关，以及现行的讯问程序。通过资料检索，笔者收集了近百个在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生的刑讯逼供案样本，在北京和深圳进行了多次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并且也就此问题与公安机关的讯问人员进行了交流。在深入思考中，笔者从关注讯问者的素质开始，逐渐意识到其背后的社会角色、讯问情境、社会容忍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不得不求助于社会学的方法。在法社会学的广阔视野下，刑讯逼供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问题，公安机关也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当我们拷问刑讯逼供的社会学根源之后，再回头看我们曾经针对刑讯逼供实施的应对措施，才发现，其实我们要走的路，仍在远方。

　　一、刑讯逼供与社会角色

　　讯问人员为什么要实施刑讯逼供？这在伦理学上可能是一个关于道德的追问，在社会学上则是一个关于行为动因的分析。先前的研究基本上持“人的进路”，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办案人员的素质问题造成的。例如，在刑事诉讼法学界，有人撰文指出，基层干警法制观念淡薄是造成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 [2]有人认为，参与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不高是造成刑讯逼供的客观原因，而侦查人员认识上的错误思想是其主观原因； [3]这种观点为有关部门所认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2001年）中认为，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少数办案人员缺乏现代法制精神”。公安机关在很多文件中的表述也如出一辙。 [4]荆门市政法委在总结佘祥林案件时的论调就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通过调查、反思和剖析，佘案的发生，尽管有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客观因素，但我们认为，更多的是执法办案中的诸多主观原因。” [5]于是，我们遏制刑讯逼供的思路被导向了加强自律和素质教育。有人乐观地认为，只要领导重视，不断加强教育，提高民警的思想觉悟和法律水平，就一定能在公安系统内部逐渐减少乃至彻底杜绝刑讯逼供。 [6]

　　屡屡发生的刑讯逼供果真是因侦查人员的素质或主观认识错误而起吗？不可否认，有些刑讯逼供确实跟个别警察的品质有关。在媒体报道的刑讯逼供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素质低下、穷凶极恶的警察，他们无疑是警察队伍的“害群之马”。但验证刑讯逼供和侦查人员素质之间的联系，必须考察作为讯问者的警察群体状况。根据《警察法》（1995年）的规定，“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是成为警察的前提条件，每一位申请者经笔试、面试、心理测试、体检和政审合格后，才能择优录用为人民警察。根据调查，1999年，全国公安队伍中达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拿窬?剑?0%多，从警校毕业的只有22.5%，而到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大专以上学历的民警就占到总数的57.35%，这已经远胜于《警察法》规定的“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并且还在不断的“提高”中。 [7]除了国家机关进行的各种素质教育，在系统公安机关内部，还一直“有计划地进行政治思想、法制、警察业务等教育培训”（《警察法》），在政治思想、职业道德、业务能力、文化水平等各方面提高警察素质。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警察群体的综合素质应该不会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