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人”假设的历史变迁与马克思的批判

　　（一）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基本行为特征作了详尽描述。他认为，自利的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也是社会分工产生的根本原因，“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这种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基本心理动机就成为一切经济活动得以有效展开的内在动力。

　　就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而言，斯密时代的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这就给世人造成了一种真实的“错觉”：似乎在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追求都是一致的，行为动机是相似的，价值取向是统一的，通过自由竞争，完全可以达到“自然均衡”和实现“自然理性”。斯密也正是在这种真实“错觉”的基础上抽象出了以自利心为最佳行为动机和一般人性特征的“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核心构建出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该体系的实质可以理解为用“生产自由”来取代“权力自由”，通过反对政府的“妄为”和“管制”，反对经济垄断和行为约束，来塑造一个合乎人性的、合乎自然的，因而也是“永恒的”经济运行模式和社会经济制度。

　　（二）后斯密时代“经济人”假设的修正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1.马歇尔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在探讨经济学研究对象时，马歇尔尤其强调心理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认为经济学应该着重考察人的心理和动机。

　　为了解决“理性经济人”假设与现实严重脱节的问题，马歇尔对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定义进行了彻底修正，他说：“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血肉之躯的人。”同时，为了回避在界定一般人性特征时可能面临的麻烦，马歇尔特意在概念上进行了转换。他把功利主义中的“快乐”和“痛苦”换成“满足”和“牺牲”，认为这是支配人类经济生活的两种根本动机。

　　对于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中内含的自由竞争理念，马歇尔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说：“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当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竞争’这个名词已经充满了罪恶的意味，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别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

　　2.凯恩斯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凯恩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情况，将个人的行为动机分类进行了系统归纳。在深入分析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心理因素时，凯恩斯将其背后隐含的行为动机划分为四种，即“所得动机”、“业务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在这些动机中，凯恩斯尤其强调利得动机。针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中内含的“收益最大化”行为原则，凯恩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设今日之决策可以影响未来，则此种决策（不论是个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不能完全依据严格的冷静盘算，——事实上也没有方法作此种计算”，“理智在各种可能性之中，尽力设法挑选，在可以计算之处，也计算一下；但在需要原动力之处，理智不能不依赖想象、情绪或机缘。”鉴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彼此间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存有很大差异，凯恩斯彻底放弃了亚当？斯密基于“理性主义”和“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提出的“自由放任”的理论观点，转而提出了“管理人性”的概念。这也为“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3.莱宾斯坦和西蒙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1966年，美国哈佛教授哈维？莱宾斯坦首次提出了“X效率理论”。在分析个人行为动机时，莱宾斯坦认为个人的行为受到从表面来看相互矛盾的两种人格倾向影响，一种是在决策时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被称为“超我功能”；另一种倾向是本能地不愿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计细节，不用心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被称为“本我功能”。这种人就被称为“有选择理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