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肇始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即元现代性。但元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分裂为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且前者在斗争中占据上风。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制于这种二元对立叙事，以至于导致自身多元破碎的理论与范式纷争，甚至社会学的危机。在人与人关系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后工业社会背景下，社会学应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完善自身科学与人文的双重性格、寻求研究范式“多元一体式”整合，并在强化对现实的解释能力的过程中建构独立、整体性的学科形象。

　　关键词：现代性，研究范式，范式整合

　　自1839年孔德提出“社会学”一词以来，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一个半世纪多的历史，这段历史既是社会学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社会学不断表露危机并在理论建构中克服危机的过程。时至今日，现实世界的日新月异与社会学理论多元纷呈的局面使得社会学既朝气蓬勃又范式林立而欠缺统一，社会学究竟应以何种面貌出现也是众多学者所探讨的话题。那么，追本溯源，在对社会学的催生婆——现代性的思考中似乎可以汲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范式孕育：元现代性及其主题分化

　　有关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滥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20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发达国家经过战后修整与重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相继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与此同时，伴随着技术进步与生活富足而至的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犯罪乱伦等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人类社会“立”与“破”的悖论促使社会思想家反观人类社会的理性进步路线，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现代性议题的论争。诸如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及以鲍曼对现代性的诠释与对后现代性的预言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加以描述、解释、批判和建构。有鉴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在中国的思想界也掀起一股现代性讨论的热潮，一时间“发展”、“反思”、“现代化”等成为炙手可热的流行话语。

　　然而，现代性就象一个幽灵徘徊在东西方世界，学术界对其解释与厘定始终处在讨论之中而莫衷一是。现代性确实是一个内涵丰富、歧异丛生的概念。在古典社会学家那里，迪尔凯姆眼中的现代性是机械团结经由社会分工向有机团结过渡；韦伯论述的现代性则是社会生活的“祛魅”与合理化过程；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人类在与外部世界的斗争中从自然界的必然性王国中解脱出来。

　　虽然古典社会学家并未明确以“现代性”的概念为工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关于现代社会向何处去的丰富论述却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土壤。吉登斯（2000：1）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进而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体系和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上界定了现代性的四个惟度。阿尔布劳（2001：86）指出，现代性是包括了由理性、领土权、扩张、发明、应用科学、国家、公民身份、官僚组织、资本主义及许多其他成分组成的结合，它们合在一起，为芸芸众生的实际活动提供了一种框架。在多德（2002：[引言] 1）看来“现代性工程是社会理想化的结果，它试图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它关注的是普遍价值，并从这样一种信念中汲取营养：历史是对那些价值的认识过程。”被喻为“后现代性的预言家”的鲍曼（2000：150）则将现代性解释为知识的永不止息的进步，看作一场最终能够战胜和凯旋的战斗，看作是一场理智反对情感或动物本能、科学反对宗教与巫术，真理反对偏见、正确知识反对迷信、反思反对无批判之生活、合理性反对情感的作用及习惯统治的斗争。

　　比较这几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解可以看出，吉登斯主要在与传统社会的对比中刻画现代性的特征，他甚至用“现代性的断裂”来形容现代社会的超越性；鲍曼则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各自不同侧面的特征加以对比，突出后者的战斗威力，实质是对理性力量的深度置信；阿尔布劳的视角则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前面的两种阐述；最后，多德的界定更专注于价值理想意义上对人类社会进行前瞻与想象：现代性是指向历史未来的价值与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