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描述法学研究中三种典型方法论的运用对法理学存在的三大难题的解决，目的在于阐明不同法学方法论的运用决定了各大法学流派对法律的认识和他们自身的研究领域。进而提出我国当代的法学研究不应当再仅仅固守着自己偏爱的一种方法、领域，而应当注意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解决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价值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法律是什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的效力渊源

　　“追求或相信一个永恒的可到处套用的方法与信仰永恒真理的认识属于同一个时代，一个思想独断的时代。”[1]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是针对郑成良先生在《法学方法论》一文中提出的，“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学科的对象及领域决定了学科性质[[2]”这一命题提出商榷。我认为：并非如郑成良先生所言是学科研究对象决定了学科的研究方法，恰恰相反，是学科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领域。正如詹姆斯·布奈斯所说：“每一门所谓道德科学、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之本质特征是它的方法[3]”。本文通过描述法学研究中三种典型方法论的运用对法理学存在的三大难题的解决来阐明笔者观点，不同法学方法论的运用决定了各大法学流派对法律的认识和他们自身的研究领域。

　　本文讨论“是研究方法决定研究领域，还是研究领域决定研究方法”并非是一个单纯的“鸡生蛋？或蛋生鸡？”的追问，而是想通过这一观点说明法学界看来不可两立的流派间恒久以来争论的话题，都有其背后的方法论语境，这些争论更多可能来源于运用不同方法论所致研究视角不同带来的误解。进而引出本文一个更重要的观点，现代法学研究不应当再是仅仅固守着自己偏爱的一种方法、领域，为纯粹而纯粹的追求对某个法学难题做出只能如此的唯一正确解释；而应当关注是否能运用多种方法视角对现实的问题给予一个自洽的解释，并且更加关注这样的解释在学术或实践中是否有其自身的贡献。

　　二、法理学三大难题

　　“法律是什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效力渊源何在”，法理学自始以来似乎都是围绕着这三大永恒命题展开的，对这三大问题的不同理解也成为划分法学各门各派的主要标准。这三大问题是每一位从事法理学研究的巨匠都试图给予回答的。对这三大问题表述的丰富是我选取他们作为本文切入点的主要原因。罗斯科·庞德在《法律与道德》一书中也是从此切入的，“如果我们将18世纪末和19世纪末的法学著作和司法判决进行比较的话，就会注意到，对于法律的性质，法律规范的约束力来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随的法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它们的态度发生了通盘的转变。[4]”对这三大问题的认识是随时间推移有所变化的，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的原因就是法学家们研究方法的变化。下文就具体选取三个典型方法论视角下对法理学三大难题的认识来说明这一命题。

　　三、价值分析方法对法理学三大难题的解决

　　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并不是从人类历史源头开始的，在前法律时代主要是通过习俗、道德、宗教教义来达到社会控制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渐渐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这种剥夺一个群体而保护另一个群体的利益的规范，具有压迫性的强制力。人们为什么要遵守它呢？并且它为什么具有普遍的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效力呢？这一效力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使人们急待为法律正名，给予法律无可辩驳的存在基础。任务交到了希腊哲学家们手中，他们并没有从现实的法律制定发布者-国家统治者那里找寻法律正当性的根源，他们更多是以思辩性思维方式将法律的正当性基础诉诸于他们看来更有说服力的地方：神的意志、人性中普遍的善、正义、自由、理性和权利。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均是从“正义”这一基本价值入手探讨法律的本质特征以及功能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