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国家的分离互动发展，打破了国家统合社会的高度政治社会化、一体化局面，形成了多元自主性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促进了东亚民主法治的形成。然而，东亚市民社会主要是由政府推动和扶植的，它不仅尚处于初级阶段，而且从开始就具有一种儒化倾向，即注重“贤人政治”和强调集体地位。东亚政府是一种威权型政府，它注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控制，并对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予以限制以期使它们成为主要是支持政府的团体，而市民社会在主张和保护其权利的同时，因囿于国家统合社会的传统惯性，在生产、消费、安全保障和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也对政府有较多的依赖和企盼。

　　1994年“新亚洲委员会”所主张建立的“富有成效的和持续的民主”，其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企求稳定而强大的开明政府和弘扬亚洲文化价值观。这无疑会形成市民社会面对国家的尊从权威、妥协合作的价值取向，进而赋予威权型政府以合法性。这种取向固然适合了推进东亚国家转型期的社会变革、维护社会稳定和加速经济发展的需要，就象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东亚社会的相对稳定主要归于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思想霸权，”然而，它对法治的负面作用和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儒家文化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在全国的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而且，“在若干东亚国家中，市民社会一直无法逾越国家所设下的界限。”就是说，面对采取积极干预政策的威权型政府，市民社会缺少应有的权力抗衡力量和权利主张与保护机制，也严重消减了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自由追求，这使权力运作的膨胀性和扩张性很难得到有效扼制，个人、群体的权利和自由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进而“容易在团体价值观的掩盖下滋长官员权力的膨胀和政治腐败”，其民主法治进程也就要受到严重制约。为此，韩、日等国家的学者才开始着力于对东亚国家“排他性国家主义与法治主义”的矛盾、“赶超型”的权威主义体制和政府主导经济运行机制对多元自主性市民社会的制约、法治进程中西方价值观与亚洲价值观的扬弃与平衡等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回应建立东亚法治秩序的需要。因此，克服市民社会的依赖性和对国家权力的平衡制约，就成为东亚法治秩序建立的关键。

　　另一方面，随着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迅猛复杂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则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这种“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趋向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而且也对西方法律传统带来了重大冲击。由市民社会对抗国家走向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制衡互补、由权力单向度运行的“统治”走向多向度权力运行的“治理”的变革，以及对“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的反思，使人们看到了西方旨在抛弃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发展模式而探寻二者良性互动发展关系，进而克服西方民主法治危机的重大努力。这意味着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发展及其法治模式并不是自足的和“完成性”的，而东亚民主和法治进路也并非是不能创生的。

　　实际上，不管东、西方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演进路径，但其二元分立发展则是共同的。从当代社会发展趋向来看，市民社会与国家既相谐和补充又相抗衡冲突才是其关系原貌，而国家吞并、统合市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对抗、敌视国家，都无法构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和均衡发展关系，因而是难以适应当代民主法治发展要求的。为此，西方才努力探寻“第三条道路”和“善治”之道，谋求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发展基因和新型互动关系，以期克服其民主和法律传统的危机。东欧转型国家也在致力于“活化市民社会”，探索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双向互动机制。而东亚法治进程中固然存在着市民社会尊从、宽容国家权力的不足，但其基于儒家传统的与国家谐和与合作的价值取向，则有助于限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抗式发展，避免西方正在努力克服的二者深层紧张关系和消减社会转型张力，进而构筑起东亚民主与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并促进其健康发展，因而赋有了相对于西方的“超越性”和“本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