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拒斥、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其中的主要之点是对传统哲学的绝对主义、一元主义的批判。“语言转向”、“生活世界”转向和“后哲学文化”等重大的哲学变革和主张，充分展示了人类话语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看来相对主义的结论是必然的。但是，在我看来这里包含着对哲学理论性质和哲学功能的混淆，相对主义可能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智慧和文化观点，但却不是一种好的哲学，因为从根本上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是绝对的真理与方法。

　　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消解，确实取得了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哲学的使命、功能和作用的现代理解。按照马克思和伽达默尔的看法，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缺陷是理论和实践、沉思和行动的分离。这一方面导致哲学脱离生活世界之根，陷入无限反思的追逐中，难以找到生活需要的最终真实；另一方面理论和沉思固有的实践性要求又总是包含着规范生活的强烈冲动。哲学理论一旦获得意识形态或权威话语的力量，哲学就成为消灭差异性，制裁非理性的专制力量，用中性的说法是“以理杀人”，罗蒂说这是“学科帝国主义”或“概念帝国主义”。

　　哲学的这种文化霸权来自于知识和权力的复杂交织，并不完全是哲学自身的罪孽，而传统哲学的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却也难辞其咎。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始终存在着精神物质化、概念实体化的倾向，哲学反思获得的概念认识总要被投射到外部世界之中作为实体化的本体而存在，似乎只有如此哲学真理才有坚实的对象基础，其结果是实体本体成为外在于人的异己的神圣存在。这种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根源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思维方式：哲学知识也是对象性的知识，是对某种实体本体的描述或反映。其实这种本体乃是超验的，是思辨构造的东西，它可能有逻辑存在的理由，却不具有经验存在的实在性。由于错误地把本体物质化、实体化，哲学规范成为自然定律一样的强硬规范，并且是绝对规范，因而隐含着成为某种“帝国主义”的危险。

　　哲学的基础主义、帝国主义或绝对主义也根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成见，智慧、知识和真理是分成等级的，愈是普遍的、抽象的，愈是智慧的、真实的。实用的技能和影像中的世界不是智慧和真实，而理念的回忆和关于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才是最高的智慧。按照这种看法，哲学对其他文化形式和人类活动方式的统治就是合理的，哲学王或哲学家理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文化特权。这种贵族式的哲学傲慢必然受到现代哲学家自由、平等意识的反抗，哲学不是一级真理，哲学不能给其他知识和伦理生活提供绝对的基础，哲学只是多种文化形式的一种，更激烈的说法称哲学是无意义的胡说。我认为，现代哲学对哲学功能、作用的限制是正确的，哲学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应当作相对的理解，哲学相对于其他文化形式说并无天然合理的特殊效用和权力。

　　从哲学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上我们可以接受相对主义的观点，但却不能接受哲学相对主义。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等否定性哲学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相对主义的原则是否也是相对的，怀疑主义是否也怀疑自己的主义，非理性主义只能理性地言说，这并非仅是逻辑上的讽刺和机智，而是关乎哲学理论性质的根本问题。

　　合理的哲学形态只能是肯定性的、建设性的、绝对主义的形态，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拆解和解构等只能视为有益的哲学评论或哲学批评，而不是哲学理论形态。原因是哲学在本性上即是人类思维的绝对性维度，正是因为话语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样式等是相对的、多元的，人类才渴望获得对生活和世界的某种绝对理解。哲学真理不是具有更高概括性、更大普适度的科学真理，它是非对象性认识因而是绝对的真理。

　　按黑格尔、斯宾诺莎和庄子的看法，绝对是全体，因为不是全体就有与之相对的部分；绝对是无限，无限不是量性规定的“恶无限”，而是没有外在的它物限制；因而绝对是自由，无限的全体才是自决、自由的。绝对就是庄子无限神往的无待无凭的绝对自由。哲学思维的绝对维度就是人类自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