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分子在“形”发生变化的同时，“神”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总体上看，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在淡化。在利益复杂纷争的当代社会，知识分子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也面临着历史性的考验。

　　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为西方学者所关注。韦尔德认为，从希腊智者学派晚期开始，知识分子就习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中那些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和价值提出疑义和挑战。霍布斯在探讨英国革命的起因时写道：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大学就象特洛伊城的木马。这次造反以及其他造反事件，核心是那些大学。它是反叛的主要源泉。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成为革命热情主要源泉的各种因素，都是受到知识分子的见解以及他们发表在“政治团体”上文章的影响。他认为，法国知识分子脱离权威，他们所宣传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却主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法国另一位著名学者德梅斯特尔在19世纪初分析大革命时写道：在知识分子中间，原来那些反对宗教和权威的不幸例外，倒成了常规。那些所谓的哲学家都具有某种狂热的、叛逆的傲气。他们对任何权威都指责。美国的里德指出：学者大多是反对现状的。学者对于政治的首要功能，就是反对现行的一切。

　　现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对批判精神的强调更到达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很多人将之视为知识分子的本质，以之作为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依据。班迪克斯说：在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是那些受过教育并且批评这个世界的人。科塞说：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看来他们对现存一切永远不满。他们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霍夫斯塔特指出：在现代观念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一个单独的政治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都是以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异议为特征的。阿隆写道：批判现存秩序的倾向，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职业病。熊彼特则说：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吹毛求疵，并且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依靠批判为生，他的整个地位有赖于螯人的批判。因而批判态度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准之一。梅兹格认为：知识分子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自我批判的人，不论他们的待遇好与坏，也不管社会的发达与退步，他们因对现实的不满而继续批评下去。前芝加哥大学校长指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自己必须是批判的中心。当代著名学者亨廷顿写道，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预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换了。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素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德性化人格追求。士以载道，知识分子在不同角色之间转换时，或为立德，或为立言，或为立功，其中尤其以立德为上。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根深蒂固的道统。知识分子在“士”与“仕”的矛盾角色时，道统总是对政统起着制衡的作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批判，并不一般指对道统和政统不加区别的批判，而是依据道统对政统的批判。就中国的历史来说，知识分子对道统本身的批判凤毛麟角。中国知识分子反政统者被视为大儒，反道统者被看作异端。

　　西方学者中对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系统、完整、具体的叙述，当是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希尔斯将知识分子气质分为四类：（1）科学主义。它将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和准则普遍地应用于整个人类生活。坚持我们接受的所有东西，无论是文化习俗、制度规范、各种知识，都必须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人们不应当持有未经科学原则认可的信仰，也不应该作出未经科学原则认可的行动。对于过去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如不符合科学原则就要加以修正和抛弃，而不论这个传统来自何方权威。（2）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欣赏人性的自我表露，崇尚异国情调、新颖事物以及个人的灵感和激情，讨厌庸人的刻板行动和传统教条。由于各种制度都拥有法规以及习俗制约人们的行为，浪漫主义认为它们是对生命力的扼杀，并认为应抛弃这些陈规陋习。（3）启示录主义。它源于《旧约》中先知们对未来的预见：相信我们所看到和知道的这个罪恶世界终将有一天灭亡，一个公正、纯洁的新的完美世界必将到来。在这个新世界中，人人都将在精神上得到解放，成为道德上的新人，由此流露出乌托邦救世主义心态。它早期潜伏于欧洲宗教的各种异端运动之中，现代则显化于各种革命运动之中。（4）民粹主义。它信奉普通人、未受教育者和无知识者的创造性和高尚的道德价值。它在民众的实际品质或潜力中洞察了他们的美德。换言之，真正的创造力和首创精神不在于上层阶级，而蕴含于下层民众之中。下层民众因此被赋予改变和拯救这个世界的重任。在希尔斯看来，以上四种主义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反对既存的权威。具体到每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批判的锋芒就是对准作为这种权威代表的现存秩序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