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1日，是人类千年一遇的历史转换的一个重要标识，也是北京市立法和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时刻。这一天，《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正式施行。历时一年的中关村立法自此宣告正式结束。一个充满制度创新和先进气息的法治环境，一个广为人们注目且被人们寄予深切期望的法治环境，一个引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先进方向的科技园区的法治环境，由此而奠定基础。《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遵循知识市场经济规律，抓住高新技术关键，从中关村实际出发，积极走向国际。她关涉行政、民商、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区、涉外、人事、执法和其他众多方面的事项，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基本法规，是中关村法治环境和法的秩序体系得以建立和展开的出发点。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关村条例同中关村一样，将会愈益显示出她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力。作为法学学人我有幸为中关村立法作出努力，作为中关村人我能亲身参与研究和缔造生活于斯发展于斯的中关村土地上的法治环境，这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荣幸万端、重大难忘的盛事。值此“中关村立法研究”课题完结之际，我谨以中关村条例起草参与者的视角和心境，撰文回顾她的问世。

　　结缘中关村立法

　　在以中关村条例起草工作为核心的中关村立法过程中，我是以双重身份参与其中的。一方面我受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的委托和资助，组织有关学者和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承担了题为“中关村立法研究”的课题，以研究成果为中关村条例的起草作同步性的理论服务。这是我参与中关村立法的一条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我由中关村管委会推荐，被聘参与北京市政府法制办牵头的中关村立法工作小组，并被委任为起草班子或称起草小组副组长，自始自终直接参与条例的整个正式起草工作。这是我参与中关村立法的又一条重要途径。蒙领导和起草同仁的厚爱，我的意见和建议得到重视，对中关村条例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样的参与方式，被称为“专家深度参与”。

　　我参与中关村立法，先是由于我的两个学生王燕平和傅中与中关村管委会研究室的联系所致。之后，1999年夏秋之际，中关村管委会研究室主任赵慕兰和研究室的谢强华，先是电话约请，继而径来北大造访，要我就中关村立法问题谈谈看法。从那时起，就可以算是揭开了我的参与中关村立法的序幕。

　　我所执教的北京大学恰好位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地带，也因此我成为中关村的一个村民。多年来我倾心研究的主要专业之一是立法学，在学术风格上我一向主张法学研究应当首先与本土的法治命运息息相关，应当关注、影响和渗透于法治实际生活。并且我也经常注意中关村的发展，希望并相信中关村建设一旦真正步入现代化的境界，就将在北京甚至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担当领导先进潮流的角色。我切身感受到中关村科技园区正在成为愈发引人瞩目的区域，深信它将来必然成为举世瞩目的地区。我看到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深圳在八十年代吹开了改革的序幕，浦东在九十年代扮演了开风气之先的角色，而中关村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则将担当领导潮流的重任。中关村村民和立法学者的双重身份，学术风格方面的倾向，还有我经常怀有的对中关村远阔明亮前景的憧憬和希冀，让我一涉及中关村立法问题，便不免有难以自已的冲动。所以，对于赵谢二位的约请和造访，我都表现出欣然的心境，接受访谈时，可谓谈兴十足，不仅有问必答，还主动提出种种建议和设想。

　　尽管从一开始我就直接进入角色，思考着中关村立法的方方面面，但我那时对中关村立法的未来进展，却是未敢报有多高的奢望。国内立法中普遍存在的拖拉滞后的积习，不谙开掘专家资源特别是拙于识别和延揽果真能够保障立法高效且有质量开展的真正专家的通病，早已是见多不怪了。我想，中关村立法在这些方面大抵也难与其他许多立法有多大差异，从赵谢二位的造访，到领导们作出决策，再到正式聘请所谓专家介入，恐怕也需要耗费不少时日。旋即我便离京赴香港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