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理想的状态下，国家进入乡村秩序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立法进入方式，即以国家颁布的法律作为规范基层秩序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权是执行国家法律的机构，它不应当有独立的立法权（除非特别授予之），而是以监督国家法律的实施为工作目标。二是仲裁进入方式，即不直接干预基层的管制规则，而是在对方出现问题时介入裁定是非。由于裁定的结果须基层机构去执行，因此裁定的权威性不能不极大地依赖于执行者，而且，由于裁定进入的暂时性-它通常只针对某个单一的事件，其处理结果不能扩散-成为其他事件遵循的范例-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组织往往发展出自己的规则处理事件。这些规则并非由国家颁布，但在多数情况下亦未遇到对方明显的禁止，即处于事实上的默认状态。当出现了基层组织不能或不想自己解决的问题、希望他者介入的时候，它需要“邀请”国家进入、并提供资料或对方要求的帮助。

　　在中国乡村多发生的情形接近第二类。在这种情形下，基层组织的重要不仅在于他的官方授权地位，而且在于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排它性的管辖机构。“相对独立性”意味着，除了执行国家法令之外，在乡村的局部范围里，它们往往有在长期实践中被承认（默认）的相当部分“立法”及“司法”权力。这些权力未必代表国家，但却比后者的权威性毫不逊色；在执行方面，它们享有相当程度的选择空间；在联系国家的进入方面，基层组织具有“邀请”及选择-辨别哪些事交给外面（上面），哪些事内部解决-的权力。而“排它性”意味着基层组织的立法和管辖权并不能轻易被它者替代或废除，或者，即使在理论上存在这样的可能，实际上也会因为缺少执行机制而搁浅。

　　所有这一切，在乡村秩序中构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建制或制度基础，它们和其它制度-比如土地集体所有制、集体税赋结算制等-共同作用，维系着现阶段基层组织的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在我看来，虽然因经济组织方式的非集体化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这些社会建制之所以特别，在于村民各项行动的正当性-依据通常的分类，有政治（选举）、财产（收益）和社会（福利）权利-传统上是由“村庄”这个社会单位界定（或否定）的，而且，这种界定通常并不需要依据更大范围的宪法，就是说，对于村民各项权利的保护主要由前者而非后者承担。虽然宪法在理论上应当具有这样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往往仅限于抽象的表述一般性原则方面，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些一般性原则往往被树之高阁，相反，村庄组织对村民分享权利资格的界定权，则长期受到社会个体及组织、甚至是更高级组织的承认。结果，在乡村基层，对于村民各项权利的界定与管辖并没有分开-由理论上的不同单位行使，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使得对村民正当行动的界定成为基层组织主要的管辖内容之一，如果村民离开了村级组织的管辖范围，就等于放弃了应当分享的各项权利。

　　这样的情形，为我们思考下列问题提供了一种分析方向：在基层组织因“利益分离结构”的作用、缺乏社会支持基础的条件下，是什么使得基层权威的地位得以延续？看起来，如果仅仅看到基层结构的不稳定一面，就无法理解基层社会基本秩序绵延不断的现实。当然使用权威主义模式的观察者可以争辩说，这种秩序源于基层政权的强力控制，但若仅仅如此，我们何以解释，现今农民依赖市场的普遍发展，并没有使基层政权的权威根本解体？这个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假定，上述社会建制（social constitution）支持并巩固着基层政权的地位、从而使其成为农民生存所需依赖的机构。这些社会建制在必要的时候邀请来自上层的支持，但通常它具有相当自主的地位，能够独立地起作用。借助这种地位和作用，基层政权“给予”了村民作为社会成员的位置，有了这个位置，村民才能具有现实的“权利”，才能发展出他和社会公共体制发生联系的渠道，诸如他从事经济交易，申请公共援助，接受公共物品分配，接受服务和福利的渠道。而在此之外，他们的权利界定虽然能够找到可查证据，但因为缺少现实的制度基础支持-没有执行机构帮助其实现权利，这些权利只具抽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