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孔子那里，所爱之人主要是奴隶主贵族即“君子”，而非广大民众即“小人”。董仲舒的“爱人”思想则遍及大众，具有博爱的性质。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仁者，所以爱人类也”，“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必仁且智》），“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离合根》）。董仲舒要求统治者在社会关系和政治生活中必须体现出爱人民大众，代表大众的利益。在他看来，君和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水乳交融的仁爱关系，“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君民为一体，是一家，因此“君民者”应该“贵孝悌而好仁义”（《为人者天》）。爱民是德治和仁政的根本要求，他认为就是五帝三皇那样的圣明君主，也不敢有“君民之心”（《王道》），而要对人民竭尽仁爱之情。他赞扬春秋时齐倾公“内爱百姓，问疾吊丧”，这种爱民有道的良好政治给他带来的结果，是“卒终其身”而“国家安宁”（《竹林》）。“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保位权》），因此要得国家安宁，统治者必须“内爱百姓，问疾悼丧”（《竹林》），讲求恩德，博爱众生。他高度评价仁爱“德治”在一个良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仁往而义来，德泽广大，衍溢于四海，阴阳和调，万物靡不得其理矣。”（《重政》）“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爱人之大者。”（《俞序》）因此“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王道通三》）“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抄生杀之势，以爱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威德所生》）

　　（二）安民、乐民

　　董仲舒认为爱民不能违背人性，必须要安民、乐民，体现出实际的效果，使老百姓心悦诚服。他说：“孝悌者，所以安百姓也。”（《为人者天》）强调治人要“懂能愿”，“使人心说（悦）而安之，无使人心恐”（《基义》）。“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亲近来远，同民所欲”，“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则仁恩达矣。”（十指》）“君子以人治人，懂能愿。”（《基义》）要“引其天性所好，而压其情之所憎”，这样就能“倡而民和之，动而民随之”（《正贯》）。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保位权》）“德”就是要安民、乐民，“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德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因此“为人君者”必须“固守其德以附其民”（《保位权》），只有能安民、乐民的德治才能使人民大众安居乐业、内心诚服、效忠国家，“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灭国》）

　　（三）利民

　　董仲舒强调，安民还必须使老百姓得到的实际的利益。“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泻于海也。”（《考功名》）“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善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诸侯》）“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考功名》）“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十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忌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銜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王道》）可见利民不仅仅是使老百姓的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从而奠定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道德建设的必要条件，因此利民也是一个良好的德治不可缺少的内容。

　　三、施“教化”

　　从统治者治理国家的角度讲，董仲舒认为在爱民、安民、乐民、利民的基础上，还必须用仁义道德去教育人民。在治国方略上，董仲舒认为道德教化是主动的、治本的，因此“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为人者天》）。只有道德教化才能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从而使人为善。教化就象防止犯罪的堤防，“故教化立而奸邪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度制》）。教化建立，堤防完善，奸邪就会止息；相反教化废弃，则奸邪并生，而“刑罚不能胜”（《董仲舒传》）。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他认为西周初年的“成康之治”也是得力于道德教化，“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董仲舒传》）“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此为“大治之道也”（《身之养重于义》）。因此董仲舒认为，社会管理的关键是“以教化为大务”，“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董仲舒传》），圣明的统治者决不可犯忽视道德教化的错误。要给予老百姓实际的利益，同时还要教育开导他们，这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即他所说“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仁义法》）。“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此之谓也。”（《为人者天》）“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郊祭》）因此英明的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明以教化”（《立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