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私法方面，可以《新界土地（豁免） 条例》（1994）为例。根据1910年的《新界条例》，位于新界的土地均受中国传统法律与习惯约束。1993年，香港房屋委员会公布消息，指第1期至第4期建于新界土地之居屋，因无豁免手续，仍受《新界条例》约束。因为事涉约34万个物业单位的现有业权和继承权，该消息公布之后，引起各方强烈关注，最终导致《新界土地（豁免）条例》的通过。而在该项新法提出、审议和通过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利益和力量之间的较量十分激烈。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见1994年1月至7月之间《明报》、《华侨日报》和《文汇报》等多家报刊的报道。公法方面的事例涉及新界地方原居民村庄的村民选举纠纷。相关诉讼不久前由香港原讼法庭、上诉法庭和终审法庭先后审理和判决。详见Tse Kwan v Sang and Pat Heung Rural Committee & Another [1999] 3 HKLRD 267； Chan Wah & Another v Hang Rural Committee & Others [2000] 1 HKLRD 411； Secretary for Justice & Others v Chan Wah & Others [2000] 3 HKLRD 641.

　　[118] 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Two volumes，Vetch and Lee Limited， 1971.

　　[119] 详见Chinese Law and Custom in Hong Kong， The Gonvernment Printer， Hong Kong， 1953.这里可以顺便指出两点：（1）该报告讨论的内容主要限于婚姻、继承、收养等家事法领域，即与当时所谓中国法律与习惯实际存在的领域大体相同。土地除外，因为土地问题仅限于新界，从一开始就作另案处理；（2）在1953年出版的报告里，报告正文仅占全文4分之1篇幅，附录则包含相关法例、案例、报告、司法解释、评论、专家意见、供调查用之问题以及新加坡、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判例和立法等，内容十分丰富。

　　[120] 参见史维礼（Peter Wesley-Smith），The Sources of Hong Kong Law， pp. 205-224.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1] 例见Stephen Selby， “Everything You Wanted to Know About Chinese Customary Law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KLJ （1991）， pp. 45-77.

　　[122] 其中，法学和兼有历史学和人类学背景的法学研究贡献最著。较活跃的作者，除上面引用过的史维礼和Lewis之外，还有E. S. Haydon， James Hayes，D. M. Emrys Evans， Leonard Pegg，等。自然，这里提到的仅限于香港本地学者。

　　[123] 即使是在香港之外，这项工作也才刚刚开始。大陆学者的尝试，见苏亦工：《中法西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24] 这种说法显然不适用于香港，在香港事例里，法律史知识可以直接转变为重要的实践知识，成为决定相关人利益和命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