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的美国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一场范式危机。新一代历史家在对费正清以降中国史研究传统深加反省的基础上，试图超越以往各种借助外部力量解释中国历史的模式，转而“在中国发现历史”。[104]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也反映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

　　1994年出版的《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是由一位美国中国法律史学者和她的两位中国同行合编的论文集。这本译文集共收论文12篇和一篇导言，从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大体了解70－80年代美国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

　　首先，正如编者所作的分类，这些研究主要分布在三个时期，即先秦和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和清代。这种研究重点的分布很容易理解。对早期中国法律的研究因为1970年代的考古发掘而得到极大的发展；清代则因为其时代晚近和材料丰富一直都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至于唐、宋时期的法律，前者因为有享誉世界的《唐律》从来都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核心之一，后者因为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而受重视。

　　其次，文集作者讨论的问题固然相当不同，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文章都有较强的针对性。安守廉就昂格尔对中国历史的韦伯式“滥用”所作的批评，郭锦对中国早期法律与宗教关系的讨论，高道蕴对早期中国法律传统中“法治”思想的探寻，宋格文的汉代契约研究，琼斯的清律研究，爱德华对清代“外国人司法管辖”问题的重新梳理，以及欧中坦论清代“京控”的文章，或者试图纠正以往的谬见，或者想要补足过去的不足，其基本倾向是要摆脱源于外部视角的偏见，以便获得一种更切近其实际的中国历史图景。实际上，这也是文集编者希望通过该书强调的变化。

　　再次，这一时期虽然没有产生诸如Bodde和Morris撰写的那种系统论述中国传统法律的著作，但是出于这一时期的许多文章却表现出更强的理论兴趣和反思能力。比如安守廉和宋格文的文章，都表现出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警惕。[105]此外，这些文章讨论的问题更多、更深入，运用的材料也更广泛，如蓝德彰和卫周安对个案的研究，爱德华和欧中坦对档案和其他律例之外史料的运用。

　　最后，这些文章作者所受的训练，仍主要来自汉学、法学和史学。这一点与此前情形并无大的不同。不同的是，法律学者和受过正式和非正式法学训练的学者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汉学完全让位于法学和史学。不仅如此，这些具有专业训练背景的学者同时也掌握甚至精通中国语文，对口语训练的重视使他们甚至在交流方面优于老一代的汉学家。这些优势，连同这一时期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一起影响着至今为止的中国法史研究。

　　以研究范围大小、主题多寡和发表著作的数量来看，90年代以来的美国中国法律史研究显然进入了一个发展更加迅速的时期。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影响到发展方向的至少有三个方面：那就是新材料的出现，新理论的传布，和社会科学与史学之间的融合。

　　一位资深的美国中国法律史学者在其不久前的一篇论文中提到，影响90年代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新史料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即新出土的秦汉简帛，善本《名公书判清明集》的点校出版，以及清代地方档案的发现与开放。[106]这种情形正好加强了上面提到的70年代以来形成的学术资源分配格局。不过，新材料的出现即便能够影响学术发展的方向，也未必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因为，对特定材料及其意义的发掘本身有时正是理论和研究者态度或者兴趣改变的结果。

　　一方面，传统的研究工作一直在继续。《唐律疏义》和《大清律例》的翻译出版无疑是90年代中国法律史和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重要事件。[107]许多传统的问题和题目也继续受到关注和研究。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明显增加了以前讨论较少甚或不曾讨论过的题目。此前受到遮蔽的晦暗不明的角落开始被研究者的火炬照明；旧的历史因为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运用而改换面貌。性别研究是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例子。固然，性别与两性关系，妇女与婚姻、财产，家庭暴力，甚至同性恋等问题，过去都曾被人们讨论过，但它们不曾引起研究者如此大的兴趣，而且，也是更重要的，使它们成为关注焦点的理论资源并不相同。个别的事例可以举Michael Dutton1992年出版的著作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China.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表明的，作者把法国哲学家福柯分析微观权力机制的方法运用于中国，从而使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法律与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