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这些文章大多收在1992年出版的论文集《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其中，第一篇“比较法与比较文化”和第七篇“‘法’辨”最能表明其法律文化研究的立场。

　　[58] 梁治平：“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载《法辨》。

　　[59] 关于其学术渊源和思想经历，详见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1998.对《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的评论，见徐忠明：“辨异与解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类型研究及其局限”，载徐忠明：《思考与批评》。

　　[60] 参见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载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1998（增订版）。相关的评论，见朱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价”，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1997；邱澎生：“‘法律文化’对法律史研究的效用”，载《新史学》第十卷第二期，1999.

　　[61] 参阅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相关的评论，见徐忠明：“从清代习惯法看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载徐忠明：《思考与批评》。

　　[62] 应当指出的是，梁氏在学术上的尝试并不限于上面提到的几部著作。要更多了解其尝试的意义及影响，需要在其著述之外，也注意他致力于推动的学术活动，比如1995年至1998年之间他所主持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以及现在仍在出版的他所主编的《法律文化研究文丛》。

　　[63] 参见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页12.

　　[64] 参见上引书，页3－4，13－16.对法律中“文化”因素的强调以及冠以“法律文化”之名的各种研究不仅是“新的”，而且主要是在主流之外发展起来的。今天，“法律文化”既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可以被用来“标新”的标签。

　　[65] 同上，页13.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引文是小标题“学习、研究中国法制史应该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之下的第一段话，而且直接接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句之后，实具有提纲携领的作用。实际上，这段强调社会文化和思想的表述不只是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被置于作为中国法制史研究正确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前。详见页13.

　　[66] 有趣的是，该书目录章节完全按王朝序列安排，并未出现“奴隶制法”、“封建制法”一类字样。不仅如此，作者在“导论”中将四千年的中国法制史划分为3个阶段，即“中国早期法制（习惯法时代）”、“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封建法制时代）”和“近现代法制”，而在其他地方说明，中国早期法制，即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律制度”。同上书，页4.这种暧昧态度耐人寻味。

　　[67] 同上，页16.

　　[68] 把中国法制史列为司法考试科目的做法至晚延至1970 年代初期。

　　[69] 详见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三民书局，1977.

　　[70] 详见林咏荣：《中国法制史》，台北，1976；张金鉴：《中国法制史概要》，正中书局，1973.

　　[71] 详见戴炎辉：《中国法制史》，三民书局，1966／1979.

　　[72] 即台湾地方淡水厅、新竹县两处官府档案。这些档案经戴氏系统整理、分类、编号，已经成为研究清代台湾地方司法、行政以及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

　　[73] 参阅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1984.

　　[74] 戴著第八编“地方官治组织及其运用”直接与瞿著有关。参阅Chu T‘o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该书尚未有中译本，惟《瞿同祖法学论著集》收有部分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