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在我国，现代法治的功能和作用应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是忠实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反映人民的根本意志；二是努力改造人民群众中的某些落后意志。目前，学术界对前者论述甚详，而对后一种功能则语焉不详。

　　人民群众中有无落后意志？答案是明确的：有！刘少奇同志讲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一段有趣往事，提出了这一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在几万工人中，有绝对无限的信仰，工人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是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的琐事。”刘少奇同志认为，“工人们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落后意识支配的错误行为。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发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正当我与工人产生裂痕时，敌人进攻，准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了这种进攻，工人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李立三、刘少奇明明是代表工人们的根本、长期利益的，但却不被工人们理解、接受，反被工人们打骂。这说明工人阶级的意志中并非全都是科学、理性的，阶级性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先进性。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今年9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亚太峰会期间的反对全球化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令人惊心动魄。示威者人数头一天就近万人，第二天则超过万人。这点人在澳大利亚就算不少了，因为它总共只有1900万人口。据说，自从70年代反越战示威以来，澳大利亚人还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更令人注意的是，示威不是由哪个政党策划、组织的，而是由几个活跃分子在因特网上建了个网页，网址是www.sll.org.示威的总部被称为SLL，一切反对全球化的人都集聚于此。有社会民权主义者，有环保活动分子，还有青年学生。SLL封锁会场，不许代表进去，进而阻止会议召开。他们大都是低收入者，是在新经济浪潮冲击下失去了一些什么的人。因此，有人称这次是“草根抗议”。所谓“草根”，也就是社会底层人物的形象说法。

　　然而，这些“草根”们无法理解，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潮涨潮落是市场经济的天然产物。生产力发展到今天这种水平，它是一定要到来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认为挡住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峰会的代表，就挡住了全球化，那太幼稚可笑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这些事实启示我们，第一，过去我们只强调法律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反映人民的要求还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分析：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列宁说过，千百年来人们所形成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如果把习惯势力的落后要求上升为法律，那就是“恶法治国”，后患无穷。第二，过去我们只强调法律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和反映的是多数人的要求。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情况，但也不能不承认，法律体现的也可能是先进的意志和要求，以改造某些落后意志。例如，如果不恰当地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这在农民占总人口中绝对多数的今天，未必就能顺利通过。“多子多福”是农民的传统观念，经济愈不发达，这一观念就愈顽固。虽然计划生育最终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但一些农民眼下未必能意识到和愉快地接受。因此，法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先进意志对特定情况下多数人的某些落后意志加以改造的活动。当然，经过这一改造，先进意志最终又变成了多数人乃至全体人民的意志。但不承认法治改造人民群众某些落后意志的功能，显然是不实事求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