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民主的另一个主张是：把民主本身视为某种道德的理想境界，或者等同于传统的大同社会；并且把民主与革命或者解放相勾连，视民主为实现某种理想目标或者目的的过程、手段 .卢梭的民主就是把彼岸世界的美德拉到此岸世界的产物：他的理论包装的是历史复古主义的悲观色彩，其内在的填料却是一种可燃可爆的道德理想主义：重建道德共同体，重建世俗社会、政治结构、文明规范 .他所念兹在兹的也是一种超凡入圣的道德境界，没有上帝却有神性的道德共和国 .这种把民主与崇高与道德与乌托邦相勾连的思路，就是为民主设立目的，把民主作为社会变革手段的思路。它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 .而思想家顾准给出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连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连结着的 .这难道不恰恰是针对赋予民主过高的要求，过多意义，追求高尚，追求道德乌托邦的卢梭分子的一剂猛药？

　　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相互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还有什么意思呢 ？ 进一步的阐述不仅道出了高调民主的危险与可怕，更把“终极民主”釜底抽薪。否认了人为设计和实现“终极目的”的伟大意义！

　　二、 道德乌托邦与高调民主

　　卢梭的高调民主正是起源于其道德的理想主义和对乌托邦的幻想，而道德乌托邦在政治实践上，必然会导致高调民主，直接民主制。那么在卢梭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又是如何将两者相勾连的呢，两者的内在联系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从卢梭的生活起点――日内瓦――一个政教合一，有着整齐划一的道德风尚的袖珍道德理想国开始――这是卢梭一生的精神家园。当时的欧洲正日益世俗化，血液中与生俱来的躁动使卢梭不安于这种文明带来的精神萎靡。他痛斥巴黎的喧嚣和繁华，他甚至痛斥整个欧洲文明，宁愿退回他的精神圣地――日内瓦，那里有一种高尚的道德风化吸引着他的灵魂！

　　从这里开始，卢梭就走上了对人类文明、历史进步的反叛之路。现实世界与精神家园的巨大反差使得那颗敏感的心深深的不安，因而卢梭举起了现实世界的手术刀，例如，他认为在剧院里，舞台是观众和演员之间的“间隔”（distance），是插在观赏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他者”（otherness） .在卢梭眼里这是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是文明造成的祸害。

　　另一方面，他努力寻找现实世界权威的合法性：在《社会契约论》的第一至第五章，卢梭逐一检点了他的前代人、同时代人对政治权力的各种论点，结果发现：从格老秀斯到孟德斯鸠，所有的理论要么直接承认权力的天然合法性，要么以历史形成的经验事实来间接承认权力的合法性。而对卢梭来说，如此论证权力的合法性，本身就属非法，是一种没有合法性的合法性理论，因为它剥夺了人的道德追问，取消了人的自由选择 .因此，卢梭努力寻找他自己所设计的第三种合法性，而又因为他自己不屑于现实世界，因此他只能求诸于未来，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时间的所在，在“扭结地面并抛弃一切陈旧的材料”（朱学勤语）后才得出他的合法性形态。

　　又因为卢梭的社会观是“性恶论”的社会观，他对社会发展持有强烈的不信任，对社会的历史全盘的否弃；因此，他的道德理想国只能是卡笛尔似的理性建构，这个没有历史和经济根基的乌托邦要寻找它的合法性，则只能皈依到高调民主，直接民主的门下，真正的合法的权威只有一种，即建构在人们自由之上的权威。自由意味着自主。我只应服从我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决定。任何他人强加于我的决定对我只能是一种奴役 .要实现“我只应服从我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决定在卢梭看来，没有公意，没有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