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权的法律基础，是反公法的暴力性命令。这既是指刘星教授指出的“法律国家强制力弱化”趋势，也是指法律的国家强制设定，从合意法的内含精神上，要求法律成为一种利益不自损的模式。在公法命令的层面建立强制性，无疑是需要合意化确认的。暴力拆迁、暴力收容等等泛滥的行政强制和司法强制，是非合意的，“合意不自损其益”。这样说，并不影响建立维护社会安全的合意性强制。合意性强制，是社会意志主体，对于有害公民、社会、国家利益的非合意行为，包括暴力性行为，认可的法律干预。它是建设有力、有效国家的必要合意性约定。但是，非合意强制，仅仅强调法律的强制，而完全省略了对法律强制合意性的说明、解释。在法律主义的视角，建构反公法暴力命令主义，重点在于社会基本法律进行反暴力命令主义的规范建构。这就牵涉到宪政的首要问题。宪政首要问题，不是经济利益问题，不是表达权利问题，首要的是反公法暴力命令主义。具体而言，就是对与国家强制，作出规范性的建构。吾观诸国宪法，发现约束公民自由的问题，是宪政之首要问题。这就要求任何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宪政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关注反公法的暴力命令主义，对于约束公民自由的刑事、行政强制法律措施，进行必要规范性约束。

　　不得不强调的是，确定公权力合法性的法律，自身应当以和平方式介入社会生活。这就是所谓的“法律文明”建构。基于合意法的国家权力，要求公民履行行政债务，应当和法律的合意法建构过程，保持协调。这就要求“文明地使用法律”。由于将国家公权的法律基础设定为社会合意法，同时赋与法律规则具体履行维护合意的品质，因此在社会合意法“利益不自损”的原则下，需要和平性适法。有别于秘密审判和处理的公开法律程序，成为社会公民合意之法对待缔约者的方式。除非某种法律要体现非合意法律特点，它才会暴力或胁迫性适法。在中华法系这样一种非合意法猖獗的民族生活中，在民众对法律停留在暴力惩罚规则的历史阶段，合意法思想对与国家公权法律基础的观察， 不代表任何真理性认识，仅仅是个体对公民、债、国家，三者运行态势的解读。在苍茫世界，渺小个体，仅仅以此提问：公权力的法律基础是合意性的吗？这是基于法律主义，对公权力合法性的法律基础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