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一项专题研究“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导论部分。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已有的研究或因史料前的理论预设，或因概念的模糊及方法论上的错误而存在不少的缺陷。为重新解释近世商人与政治间的关系，作者提出了一个“产权与秩序”为理论架构，并以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对民初商人与政治关系作了一个新的考察。研究的最后结论是：在民初中国，商人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商人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的自救举动不能被视为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民初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有关产权与秩序的问题。

　　商人与政治的研究主题，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但长期以来，学者们的研究似乎都束缚于“资产阶级”的概念体系或者“现代化”的理论取径，而对中国近世的政治、社会变迁与商人的观念、行为间的互动关注不够。其实，讨论近世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如不从商人本身的角度出发，并且与急剧的社会变革相联系，其视野上既有盲点，论述也必流于牵强。对于商人而言，政治意识的抬升与降低以及政治参与的程度等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力的冲击如何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变动，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他们又该如何因应这些变量。本人研究的重心即在于透过商人自身的视线，去梳理商人与政治、社会三者间的互动史实，进而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与理论启示。在此研究中，以1911至1927年的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先看看晚清以来该区域内社会变迁的态势与商人的变化，再对近世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革命、战争、民族主义运动对社会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做具体研究，然后分析政治力冲击下商人所出现的种种变化。

　　一、文献批评

　　1980年代前，“商人与政治”的主题在中国大陆学界主要被置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框架中加以讨论：其一，着重分析政治运动的“阶级基础”。如立宪运动的阶级基础、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其二，将商人划为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认为阶级属性决定政治立场。其三，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如软弱性、妥协性、两面性）及其根源，如“封建脱胎”说、“工业弱小”说、“政治幼稚”说等等。（注：主要可参考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
　　1980年代后，关于中国近世商人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学者们突破以批判为主的论述模式，试图对“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在近代历史中的表现给予一定的公正评价，其研究工作多侧重于讨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或者按照资产阶级的阶层分析法将多数商人纳入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范围，与“大资产阶级”或者“买办阶级”作些区分。稍后，又开始对“买办阶级”及“大资产阶级”进行具体的分析，尽量将这些概念具体化，而避免政治化的定性分析。这些研究仍多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角度来进行，政治色彩仍很浓。对于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
　　作为对资产阶级集团分析的一种路径，1980年代后商会史热潮在大陆亦开始兴起，分析的动机多出于更加清晰地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所以在时段上、价值取向上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此前讲“民族资产阶级”，其所指多停留在“维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识精英的身上，而真正的商人却反而被淡忘。商会史的研究者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重新提出，从而根据新的基础来判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特点。在这些研究者的笔下，商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独立阶级队伍的形成”，成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与利益，以及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斗争的重要场所”。论者们一方面承认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有一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认为它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政治上表现出很多的“软弱性”。（注：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待发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