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商法》并未明确规定提单中外国仲裁条款的效力。关于提单中外国仲裁条款在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的效力，笔者认为从逻辑上应该有仲裁协议的效力，因为托运人直接从承运人处接受了提单，其对仲裁条款是明知的，如果托运人在与承运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成立时没有对提单条款提出异议，应该视为接受条款约定，除非托运人能证明他与承运人之间有相反的协议存在，或者有足够证据证明他事先并不知晓提单的具体内容，双方未达成合意。所以提单中仲裁条款对承托双方应该是有约束力的。但是，当提单转让到善意第三人手中，提单中外国仲裁条款效力如何呢，是否应该和提单一起转让呢？参照上文所述扩大管辖权之必要，并且考虑保护我国货方利益考虑，应该否定其效力。因为实践中提单中规定的仲裁地多为国外仲裁机构，据估计，中国的海事有多达70%- 80%或相当数量的商品买卖有伦敦仲裁条款。[7] 而反观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受案量，历年来都徘徊不前。从遵守公约义务的角度而言，这种做法也不违反《纽约公约》，因为公约没有明确规定提单这类仅由单方签署的单证或文件可构成所谓“书面协议”，同时也没有明确规定合同或提单中的仲裁条款可随合同或提单的转让而转让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对提单中仲裁条款的效力采取较为严格的标准。[8]
关于提单中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因为其有使承运人免除或减轻其责任的可能性，世界上承认海牙规则的国家大多都否定外国法院管辖权条款的效力，海牙规则，汉堡规则都规定了承运人最低限度的义务和最大限度的权利，承运人以海牙规则以外的方式解除、减轻其由于疏忽、过失或未履行最低限度的义务而引起的责任的任何条款和协议均属无效。有人主张“因为提单上当事人双方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是符合国际上普遍承认和广泛采用的协议管辖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的明确规定的”[9]，因此提单上法院管辖权条款应当有效。但是显然这种观点忽视了提单的特殊性,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了“一刀切”的方法.就承托双方而言,托运人在租船订舱时,可以就签发何种提单和承运人协商,也可对提单条款提出修改,或者另与承运人签订与提单内容相反的管辖权协定.再者由于各航运公司的提单格式一般都是公开的,托运人事先可了解其内容,因此,只要托运人不提出异议,提单中的管辖权条款如仲裁条款一样,在承托双方有效.但是当提单从托运人处转让给善意第三人时，如仲裁条款一样，提单受让人不可能就签发何种提单同承运人进行协商，也基本不可能在提单之外同承运人另达成协议，因此，提单中的管辖权条款在承运人和提单受让人之间很难说是双方合意。正是由于提单管辖权的这种特殊性，很难说可以不区分提单是否从托运人处转让，统一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1996年《宁波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关于提单中管辖权条款的效力适用对等原则，即其他国家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若承认我国航运公司签发的提单中“管辖权条款”的效力，我国法院也应该承认该国航运公司签发提单中“管辖权条款”的效力。但是笔者认为对等原则的适用有很大的实践困难，诚如杨良宜先生所言“由于存在大量的方便旗船舶和班轮经营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最遥远、过时和陌生的诉讼管辖地点在班轮提单中经常可见” [10]，实际上法律公开程度高的发达国家的法律及司法判决之查明尚且难度很大，更何况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及司法判决之查明。再者，外国法的的查明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至于外国法院的司法判决则更无奢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海商法》修改时，可规定提单中有效的仲裁和法院管辖条款在承托双方原则上具有法律效力；但在承运人和提单受让人之间，除非提单受让人明确同意，提单中仲裁和法院管辖权条款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