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世界思想的多元化是需要语言与思想大师的传播与开拓的。雷震诗曰：“草满池塘水满坡，山衔落日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其中的那种情调悠闲，自然美妙的意境，同样出现在胜雅律教授对中国《三十六计》的信手拈来的自然与熟练上。2006年夏，瑞士籍的德国著名教授胜雅律 (Harro von Senger)来函告知他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智谋》（Strategeme）一书，希望我的助教阅后，给予评论。虽然我比较喜欢阅读洪自诚的《菜根谭》，但是对三十六却很不熟悉。我于1997年2月获德国弗赖堡大学法学博士，胜雅律教授当时在弗赖堡大学汉学系任教，但是除了弗莱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两位法学院的著名教授之外，他是审阅我博士论文的第三位著名教授，因而无论在哪方面，他均可成为我的老师。老师的委婉，学生更需努力，尽管这样的述评会显得滥竽充数。
胜雅律教授于1944年出生，从他的名字推断，它应该属于贵族出生，他是瑞士比较法研究所（Lausanne）的中国法专家，弗莱堡大学汉学系的教授，除了德语，他精通拉丁语、古希腊语以及法英等语言。1969年在瑞士苏伊士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在瑞士学习时，当时的一位澳门的中国学生成了他的汉语老师。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传统买卖契约》，也许此博士论文的选题与这位澳门汉语“老师“有少许关系。临别时，这位澳门“老师”还送了他一个中文名字”胜雅律“。但是这个名字从现在看来，笔者认为它已经应验了胜雅律教授所追求的成果：思想战略胜于精致的法律。胜雅律获得第一个博士后，1971年至1981年他在台大学习法律与汉语，他在出版的留台日记《一个瑞士人在台湾》里写道：“要了解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的真面目，唯有通过语言与文字，而像中国拥有的那样一个既古老又相当独立自主的文化资源，是非常值得以第一手数据去开采、去受哺的。中华文化可以说是能给与当代西方人很多‘文化维生素’的精神食粮基地“。其间的两年，也即1975年至1976年他还在北京大学学习历史、哲学与中文及中国文学，以后还在日本进行研究。1981年他又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完成《日本”打宝令“中的中国土地制度》的博士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古汉语专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博士。以后，胜雅律教授在弗莱堡大学汉学系任教授，主要研究《三十计》、中国法律、国际私法与国际民事诉讼法等，它的”Strategem”(此德文词意为《战略》)一书在西方引发极大震动，四个月内连出三版，发行了一万多册仍供不应求，西方学术界和汉学界对此书赞不绝口，此书已出版了12版，并翻译成13种语言，德国前总理科尔还特别写信给他，对此书加以推荐，并在信中说：“我认为，如果一个政治家，坚持采取您所载录的洪自诚（2）的格言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态度，那么，他特别应该牢记的是第四计‘以逸待劳’”。
《智谋》（Strategeme）或曰《战略智谋》一书实际上分为上下两卷，用中外古今的生动的事例来述评三十六计。上卷论述一至十八计，下卷论述十九至三十六计。他将西方文献中也存在的战略智谋的单个例子融入到中国完整的多层次的战略智谋文化体系之中，借助于中国优于西方的完整的多层次的战略智谋文化体系来建立西方人对战略智谋的完整理解，以便推陈出新，并了解东方战略家的战略智谋思维特点。同时，为了更好地论述三十六计，他不但使用了法律上的解释方法，而且他将三十六计的体系分为六大基本类型与三大类，他的独创分法为把握三十六计的整体内容提供了一个好的方法。在他的影响下，甚至有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汉学家一起义三十六计的观点来研究临床病例（3） 。
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善于理论思维的民族，胜雅律教授对中国的三十六计进行了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军事学上的探讨，在欧洲已到了“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的地步。胜雅律教授是一位精通东西文化精粹的战略理论家。思想战略胜于精致的法律不但已体现在他的书中，也体现在他的名字中，在这里那位澳门的中文老师真是有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