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贸易中的生态安全问题不可忽视。我国生态安全状况本不容乐观，面对加入ＷＴＯ后的新挑战，有关问题将会更加突出。鉴于现有国际与国内两方面的法律机制对生态安全的调控存在诸多缺陷，我们迫切需要设计相应的法律对策，以有效维护我国的生态安全。

    关键词：加入ＷＴＯ；生态安全；法律调控

    由于人口剧增和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态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广泛意义上的生态安全概指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不受威胁或破坏，它具有全球性、跨国性特征，亦可从一定地域空间观察界定；国家生态安全即指一国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处于相对稳定和可持续利用的状态，包括一国范围内的环境安全、资源安全、生物安全、食物安全、人类健康乃至产业企业、社会人文生态系统的安全。[1，2]

    当今世界，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除了自然灾害、战争破坏，更多的表现为人口膨胀、投资开发、贸易发展、污染加剧、政策失灵等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环保时代的到来， 国际社会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给予了相当重视，加入ＷＴＯ后的我国也不例外。不过，目前国内学界大都关注于发达国家实行高标准的环境政策对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即绿色贸易壁垒问题，鲜有涉及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生态安全保障认识方面。因此，本文主要结合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历史现实，针对加入ＷＴＯ后我国生态安全可能面临的新挑战，探讨我国生态安全法治保障的意义、条件与应采取的对策措施。

    一、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

    （一）理论概括

    在理论上，开展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手段。贸易自由化是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追求的目标。若在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贸易自由化可为环境保护提供更多物质保障和先进的技术支持，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然而，不顾环境和生态负荷的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发展，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导致生态危机或环境灾难。有学者将两者的关系概括为三个方面：（1）结构效应。在自由贸易体制下，各国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从事专业生产，改变生产的产品结构而会对环境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当各国的专业化经济活动与环境容量相适应并能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时，则有正结构效应；反之产生负结构效应。（2）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市场扩大会使各国扩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规模，与限制贸易时小规模经济活动相比，在缺少环境政策有效干预的情况下，贸易增长、规模扩大导致资源过度消耗与环境退化。（3）技术效应。贸易自由化使各国更有可能采用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技术以降低成本，同时也为解决特定生态问题的环境技术和设备在全球扩散提供了机会。

    （二）历史与现实考证

    在实际中，由于全球生态安全观未被普通认同，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尚未成为国际社会共同信守的规则，加上旧的不公平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条件、发展水平及政策法规存在差异，贸易自由化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显得特别突出。主要表现为：（1）自由贸易导致污染的越境转移，加剧了他国乃至全球的污染扩散与环境恶化。自由贸易体制使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更容易进行，同时也使一些污染产品、有毒有害废弃物、污染型产业和技术更容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因落后而亟需物资、资金、技术及设备引进，其环保法规和标准较为宽松，疏于环境管理；发达国家的企业为逃避国内日趋严格的环境法规与监管措施，就必然将其国内淘汰的某些污染严重的产业、技术及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将有害废弃物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据联合国ＵＮＥＰ估计，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国家每年至少有10万余起越境转移事件，数量达2000万吨以上；绿色和平组织某项调查显示，发达国家目前正以每年 5000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运送有害废弃物，其中美国在1993年将超过1500万磅塑料废物运往菲律宾、3500万磅运往印尼、7500万磅运往香港；另悉，美国危害生态的工业部门国外投资40%以上是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因此受到广泛破坏与污染。（2）自由贸易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压力，加速了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退化。发达国家的高度工业化历来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盲目开采、掠夺式利用的基础上，自由贸易使原本一国范围内对其资源的消耗变为世界化，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世界性过度消耗而无法得到恢复。如日本许多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南美设子公司，从事木材砍伐和加工业务，使得当地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恶化。再如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基本是依赖出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来发展经济，这种超强度单一的经济模式，不仅使环境的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而且资源过快耗竭给当地生态平衡带来严重危害。（3）现代生物技术所涉及的生物安全问题伴随着自由贸易而国际化。近年以转基因ＤＮＡ工程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应用，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食品短缺、生态退化等重大环境问题作用巨大，同时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人体健康潜伏着未确定的危害因素，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外来生物或生物制品及其携带的有害病菌入侵造成生态灾难的历史事件早已触目惊心。如公元5世纪下半叶，鼠疫病菌从非洲经中东到达欧洲，造成1亿人死亡；1845年，马铃薯晚疫侵入欧洲，引起历史上著名的大饥荒，夺去数十万人的生命。而近年出现的疯牛病、口蹄疫、二恶英的传播，就是与转基因生物技术有关的生物入侵、生物污染问题。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当今一些发达国家一方面试图将高风险的ＧＭＯ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ｌ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ｓ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任其充当基因技术试验场；另一方面唯利是图，将大量转基因产品、作物、技术输入发展中国家，不顾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平衡、人体及动植物安全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料的长期影响。如美国Ｍｏｎｓａｎｔｏ公司、英国的阿斯特拉-捷利康公司等跨国基因工程公司，将其开发的“终极种子”（注：采用该技术即排除了传统上从农作物收成中采种的可能，代之以必须向生物技术公司购买种子）以“技术援助”为幌子提供给第三世界国家，已引起了这些国家的警惕与不满。另外，自由贸易活动还因规模生产、运输量扩大以及消费使用等条件限制而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普遍下降。如原料、能源消耗剧增、土地侵蚀及生产功能丧失、污染废弃物的增多并扩散。据某项统计，近年产品包装造成的城市垃圾在全球城市垃圾中约占 40%-60%，成为一大环境公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