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的价值就在它对人的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只有在张扬人类理性，表达人类理想，实现人类信仰的时候，法的统治才不致于成为奴役人的工具，而成为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实现美好愿望的阶梯，才能最终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9]（P443）

　　国际私法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最根本的动因是为了人的需要。社会发展依赖于人的需要，法就是人的需要的产物。[7]（P108）可见，国际私法规范的制订是为了人，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的规范设计，制度的安排与组织设置，还是一种社会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无论是作为历史经验的自发产物，还是作为现实需求的理性构建，国际私法应“以个体人的人性需求为标准和动力，以真正的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诞生之地，并以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为存在和发展的地域与时空纬度。所以人文关怀是国际私法的永恒的主题。

　　人文精神奠定了国际私法的理性基础。理性主义对国际私法主义的影响最为深远，不仅表现在理性是国际私法的固有内涵，而且还表现在理性追求是国际私法始终如一的关怀。然而，支持国际私法形成的理性精神却不是偶然自生的，它是西方人文精神在长期积淀中派生的精神分支，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自由、平等是西方国际私法的基石。而以自由、平等为思想底蕴的国际私法又总是把人置于中心位置，以个人自由和社会的平等作为崇高的价值目标。国际私法的这一理想目标是与西方人文精神极力张扬的自由、平等和人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仔细考察西方国际私法这一价值目标的确立过程和西方人文精神的形成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西方国际私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意思自治，与西方人文精神的基本内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契合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它表明了西方以自由、平等为基本价值的国际私法传统的形成有赖于西方人文精神的支持。更确切地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主题和启蒙运动时期以近代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人文精神，铸成了西方国际私法的自由、平等价值。

　　国际私法的构建应贯穿人文精神。从国际私法与人文精神二者的关系看，一方面，人文精神是本源，国际私法是它的派生之物，国际私法生成依赖人文精神的支撑；另一方面，国际私法不仅对人文精神具有“反哺”的作用，催生人文精神的新生，而且国际私法最终必须蕴涵文人精神，体现出人文关怀。

　　二、保护弱者利益是国际私法人文关怀的体现

　　保护弱者利益是国际私法人文关怀的体现。现代社会以抽象人格、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无身份区别保护为一般原则，弱者身份的提出，是这种一般原则的例外。这种例外的产生并在法律规范中得以体现，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保护弱者是人类高度文明在法律上的显像，是法律规范人性化的反映。国际私法对弱者保护，是国际私法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国际私法层面上的“弱者”是指在涉外民商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或者不利地位的当事人。[10]（P85）这种弱势地位或者不利地位可能表现在当事人的经济地位方面，也可能表现在当事人的知识、技能、技术和信息方面。无论在那一方面，处于弱势或不利地位的当事人都可能被欺诈、胁迫，以致合法的民商事权利受到侵害。私法上的保护弱者，指法律不是借助抽象人格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一体保护，而是根据人所处的具体社会关系，界定其居于弱者地位，再由法律予以特殊或倾斜性的保护。

　　在经济地位有明显势差的交易者之间，契约自由正在变成弱肉强食的工具，强者可以凭借契约自由之名接受其预先拟定的契约条款。“厂商们利用内容复杂的专业化契约使消费者难明其义而居于不利地位；企业主更是以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而强使雇工接受低工资、少保障的条件等等。”[11]现代社会的“强者与弱者”身份典型表现为：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企业主（雇主）与劳动者（雇员）、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等。这种法律进化归因于人们对人性认识的升华，即由古典时代的抽象人格到现代社会的具体人格。弱者保护是国家干预渗入私法领域，私法适应多样化生活需要、追求实质公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