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虽然从表面上看不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的主要问题，但其潜在的可能性仍然十分巨大。税收行为是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正确、适当的税收调控能够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科学、完备的税收法律制度将税收行为纳入良性秩序，它鼓励与客观经济规律相切合的税收行为。因此，税收法律制度是防治通货膨胀的一个有力武器。

　　一、通货膨胀、税收调控和税法

　　（一）通货膨胀问题不可轻视

　　经济是否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总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是否平衡。当总供求平衡，就会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会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可能引起经济萧条，失业增加。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的持续上涨，价格过高地偏离价值。从1990年至1996年，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是通货膨胀问题，1994年物价在连续较高涨幅的基础上，居民消费品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分别比1993年上涨了24.1％和21.7％。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6.6％。1997 年我国物价上涨率又进一步控制在3％以内，与此同时，gd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却达到8.8％。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方式已经由“高增长、 高通胀”转入“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商品市场整体上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走向买方市场。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呢？不能。1997年以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1997年以前，东南亚经济就是处于“高增长、低通胀”发展阶段，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在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各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严重不合理，过分依赖国际市场，银行有大量的坏帐、呆帐，经济泡沫比较严重。但这些问题当时处于隐蔽状态，并未引起政府的重视，其积累到一定程度，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产生，货币大幅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加剧。从经济周期角度看，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萎缩期，产品相对过剩，失业较为严重。政府要保持经济较快的增长速度，增加就业，就必须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但如果投资规模过大，必然引发货币数量急剧膨胀，货币扩张量加剧，而生产出的有效产品跟不上这个速度，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历史上我们有过这方面深刻的教训。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包括总量均衡，而且包括结构均衡。结构失衡，供求关系仍不平衡。在我国常常是有些产品过剩，而有些产品（如能源、交通、高科技）严重不足，这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形成因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供给短缺性的通货膨胀。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清算银行（bis）在1998年6月8日的年度报告中指出， 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对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报告还说，在美国和英国，劳动力市场趋紧，贸易收支平衡恶化以及金融资产价格上涨等情况同时出现，表明通胀的危险正在加大，并建议美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注：参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6月10日第7版。）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对我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国决不能轻视通货膨胀问题，这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通货膨胀与税收调控及其税收法律机制

　　防治通货膨胀应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税收作为国家所掌握的调控手段之一，可以通过税种、税目、税率结构的优化组合，起到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税收调控可以抑制投资需求，减少政府支出，刺激企业生产和供应有效产品。税收在对总量失衡调节的同时，还可对结构失衡加以调节，税收可以通过合理的税制结构和税负大小，来调节不同产业、不同投资方向的预期税后利润率，从而调节投资方向，对长线产业加以限制，抑制“马太效应”（注：参见文英《论税收调控的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税务与经济》1996年第6期。），对短线产业实行“松”的政策， 实行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