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世界》2001年第五期中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住宅眺望权，能得到法律保护吗？》其思考由1998年在重庆发生的一桩案子引起，一群愤怒的业主状告“怡景大厦”商品房的开放商，原本视野开阔的怡景大厦周围，在业主们购买完成后，又拔地而起几幢高楼，业主们由此认为自己的“住宅眺望权”受到了严重侵害。

　　面对这样一个名为眺望权的新概念，文章作者作了细致的法理分析。他们认为：1、住宅眺望权的主体是住宅产权人。2、住宅眺望权的客体是权利人基于一定景观的眺望所得到的利益。3、住宅眺望权的内容是权利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对一定景观的眺望不受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等等。

　　在法律界开始讨论所谓住宅眺望权能否得到法律保护前，我们不妨来对法律是否需要保护这样的权益小作思考。

　　眺望权这一概念的出现并非偶然。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要求已基本脱离“求温饱”，既而追求所谓生活质量即物质享受了。在我国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市民普遍的购房观念已从几年前的“求大”转变为“求品质”，其品质就包括住房环境、小区服务等诸多因素。以杭州为例，能望到西湖的高层建筑始终处于热销状态，房产开发商得以以此为广告诱饵，理所当然地抬高房价。可见所谓“眺望权”的内容，即对一定景观的眺望不受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正是目前购房者购房时普遍考虑的重要因素。在重庆市发生的案件中，业主们只不过将此种需求的维护诉诸了法律。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似乎鼓励了普法工作再接再厉，显示了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的今天，公民的法制观念日益增强而与国际形式相适应。然而，法律真的需要充分反映需求，将住宅眺望权特别考虑入立法中么？笔者认为，回答不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眺望权一词最早出现于罗马时期，是为“城市地役权”的一种，与我们今天探讨的眺望权显然大相径庭。正如笔者在前文提到的，如今的眺望权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物质和精神领域双重满足倍受重视的产物，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享受权”，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立法的初衷莫过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害，即我们所说的维护“公序良俗”。从这个角度说，如眺望权这样的享受权已明显逾越了法律“应该而必然”保护的基本权利范围。在时代变化日新月异的今天，法律的完善和更新是必要的，然而如果要求法律对任何一个新兴的需求都加以权责规定，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几年前，一些国家将“日照权”列入了立法，在我国的《城市规划法》和《民法》中，对维护建筑物享受日照的利益也都有规定，从阳光对人类身体的重要性来看，这尚且可以理解；如今，又有人提出了“眺望权”的保护；可以想见，数年之后，我们是不是会看到公民申请“新衣展览权”的保护，即当他（她）穿上了新买的衣服走在大街上时，任何人都有义务为其腾出相当空间以不阻挡其他路人打量这件新衣的视线呢？听来颇为可笑，然而从我们的公民现在如此懂得举起法律武器的趋势来看，这类权利名称的出现不是没有可能；况且，一旦住宅眺望权被列入立法内容，“新衣展览权”能得到法律保护也不能不算顺理成章。长此以往，普通公民每行一步路，每说一句话，都要查看一遍〈民法通则〉以防不慎触犯了对某项新兴私权的保护了。

　　这与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无讼”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先秦诸子的学说大多提倡“无讼”，即，使诉讼根本不发生；出于息讼的目的，中国解决纠纷的传统方式也是调节。或许正因为长久以来中国法律职业的非专业化，司法程序的非科学性和公民法制观念的淡薄，使得在这样一个以法律为行为准绳的全球大环境下，中国公民迫不及待地进行一次“质的飞跃”。由于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不平衡影响，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在法律意识水平上显得参差不齐；广告、电影等媒介的侧面作用下，公民脑中逐渐形成的法律观念与真正的法制意识也相去甚远：一方面，我们看到偏远山区的普法工作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倍受台词“讨个说法”观念影响的公民们又视法律为万能药，过于频繁地求助于法律。近年来，像妓女状告嫖客拒不付费的怪事层出不穷。这种不正常发展是法律体制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必须面对的，如何正确处理法律的职权范围也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