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反垄断法所体现的价值目标因时代和经济背景的变化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和考察我国反垄断现状，提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价值目标应界定为追求社会整体效益和实质公平。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原则应包含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两个层面。反垄断立法的基本要求是既要有利于竞争，又要兼顾某些经济领域的特殊性要求；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又要为国家适度的宏观管理和经济干预留下必要空间。

　　关键词： 反垄断立法 反不正当竞争 价值目标 社会效益 实质公平

　　立法价值是指各国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立法所欲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效果。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应当有明确的目的性，都应当有自己的价值目标。立法价值目标是立法者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或达到某种社会效果而进行的价值选择。价值目标最集中地体现在法律的基本原则上。⑴立法价值不仅指导我们构建法的基本框架、设立具体的法律制度，同时也指导我们进行司法实践。随着我国加入WTO，制定反垄断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我国需要什么样的反垄断法？反垄断立法的目的是什么？反垄断法的具体制度如何架构？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反垄断法立法价值目标的确立。

　　一、 国外反垄断法价值目标之检讨

　　在当今世界各国，出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保护消费者的需要，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专门反垄断法。但综观各国反垄断法的内容，无论是采用概括式立法模式的国家，还是采取列举式立法模式的国家，都没有用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对垄断加以界定。由于垄断定义的模糊性、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垄断对市场的影响难以确认等因素使得反垄断法表现出强烈的不确定性、经济性和时代性。而反垄断法所体现的价值目标也因时代和经济背景的变化和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一）美国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变迁。美国反垄断法体系主要由《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三部基本法律构成，分析这些法律及其产生的时代、经济背景和美国反垄断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其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反垄断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主要是保护竞争者的平等地位和经济自由，以图巩固其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在这一时期，垄断组织超强的经济实力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利益，使社会矛盾激化，破坏了美国公平自由的经济观念，威胁到美国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且垄断组织插手政治，通过赞助或行贿等手段，扶植和拉拢代表垄断组织利益的代言人，威胁到民主政府的稳定。反托拉斯不仅成了美国多数人民的呼声，政府为了维持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为了稳固民主政府的基础，稳定社会，也加入到反托拉斯的行列中。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所体现的价值目标理所当然地强调经济自由和平等。（2） 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推行并维护竞争成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 谢尔曼法颁布后并未得到认真的执行，被称为“没有牙齿的怪物”，一方面是由于《谢尔曼法》过于笼统，更主要的是《谢尔曼法》的出台，其政治意义重于经济意义，它更注重从价值趋向上体现经济的自由、民主和完全竞争，而是否实际上促进了竞争却并不是其关注的重心。但由于受30 年代经济危机和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渐渐发生了变化。根据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认为分散的市场结构比垄断或过于集中的市场结构具有更高的效率。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反垄断法试图提高完善市场结构来达到遏制垄断、保护竞争的目的。美国国会于1950年增加了《克莱顿法》第7条，旨在控制经济的集中化。此时的反垄断法以维护竞争机制作为其核心价值。 （3） 20世纪60年代以来，提高经济效益成为美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有所削弱，面对来自日本、欧共体的挑战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新技术革命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法必须做出回应。同时，由于芝加哥学派取代哈佛学派在官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效益转而成为美国反垄断法的首要价值目标。芝加哥学派认为执法机关不应过多地限制大企业，企业的经营行为也不应根据其是否改变市场结构或是否对竞争者带来消极影响来认定，而只能根据其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来认定，该学派中有人甚至公开撰文反对平等。⑵1981年，负责反垄断事务的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威廉·巴克斯特尔宣布：“反垄断的唯一目标就是经济效率”。反垄断对效率目标的强调，在理论界和政府、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有所反映，但美国最高法院并未明确支持和肯定唯效率目标论，始终强调保护公平竞争者和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