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我国法学界，公司人格否认（又称公司法人格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公司法人资格否认）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被认为是在不否定公司独立人格制度的前提下，当严格恪守公司独立人格将产生严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理念之后果时，用以纠正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在实践中引起的偏差的一种事后司法补救，既可保证个别正义的实现，防止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恶法，以体现法律之永恒正义目标的崇高精神，又体现了社会正义和个人正义、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的辩证统一。不少学者著书立说，从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的渊源由来、概念内涵、法理依据、适用要件、法律效力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一些学者更是为将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写入《公司法》而积极奔走呼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通过对个案的裁判，对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肯定。作为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司法解释制定者的最高人民法院也对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003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全社会公布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中，就公司人格否认作了明确的规定 .看起来，公司人格否认理论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司法实践中均得到了广泛认同，被纳入司法解释乃至有关立法也指日可待，俨然已成为我国商事法学领域不可动摇的理论。然而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公司人格否认理论无论是理论的名称还是其所表达的内容，都存在概念的前后混淆和逻辑的自相矛盾，实有商榷必要。

　　一、我国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的通说

　　通说认为，所谓公司人格否认，是指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基于特定事由，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直接使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或行为承担责任，或撇开公司的存在重新确定股东应承担的义务。公司人格否认不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全面的永久的剥夺，亦不是对法人制度本身的否定，效力范围仅限于特定法律关系中，是典型的个案否认，不及于公司与其他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之评价。公司人格否认在整体上仍承认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和法人资格存续的合法有效，只是在公司参加局部法律关系中否认其具有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此，公司人格否认的效力是对人的而非对世的；是基于特定原因的，而非普遍适用的。

　　对于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大多数观点认为主要包括有以下方面：

　　1、公司的设立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取得独立的人格。只有通过合法设立与登记的公司，股东与公司人格才得以分离，公司人格才有被滥用的可能，亦才有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必要。

　　2、必须构成法律所禁止的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应具备下列四个要素：A、公司股东存在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通常强调应区分公司的控制股东和非控制股东，控制股东（积极股东、实际控制股东）应对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负责，非控制股东（消极股东、名义股东）仍可享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B、公司人格滥用行为造成了实际民事损害。公司人格否认理论是为了保护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尊重公司人格独立及有限责任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例外，因此虽有公司人格被控制者滥用的情节，但却未能在实际上给他人造成损失，就无须对其加以特别保护。C、法人人格滥用行为与实际民事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是一般事责任所应具备和关联性因素。D、法人人格滥用行为人必须存在规避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主观恶意。由于规避法律行为本身具有隐蔽性，有的学者主张只要原告能证明被告实施了法人人格滥用行为就视为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有的则认为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来解决被害人举证困难的问题。

　　3、只能由公司债权人提出诉请，公司本身或公司股东不得主张，亦不能由法院依职权采用。通说认为，既然股东选择了以公司的形态进行经营，在享受公司制度带来好处的同时，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负担，接受公司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一切法律后果，包括对其不利的后果，如果允许公司本身或公司股东主张否认公司人格（即所谓“反向揭开”或“反向刺破”），将有悖于设置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