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金持有人大会作为一个类似于商事公司的股东大会的机构，在投资基金治理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比商事公司的股东大会更弱，其所决议的事项仅限于与基金运作及与基金持有人的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重大事项，而不涉及基金具体的运作。我国现行法规对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职权规定过于原则、基金持有人大会的法定数过高、欠缺对基金持有人大会召集权、提案权以及召集形式的规定等缺陷，笔者认为，即将出台的《投资基金法》应进一步充实基金持有人大会职权的规定，降低基金持有人大会法定数，赋予持有人基金单位总额10%以上的基金持有人以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召集权、提案权，并对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召集形式作出原则规定。

　　关键字：基金持有人，基金持有人大会，法律制度，完善

　　一、基金持有人大会的法律地位

　　基金持有人是通过购买基金份额而加入到基金法律关系之中，并依照法律和基金契约的规定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人。本文认为，投资基金是一个具有法律人格的主体，其是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以及单位持有人借助于基金契约而组成的一个团体。 基金契约是基金持有人权利和义务的来源。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投资基金是公司和信托两种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基金持有人的法律地位亦介于公司股东与传统私人受益人之间。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公司是股东冒险的工具，股东投资于商事公司是希望通过公司的经营获利，而信托的目的主要是保持信托财产。从权力配置来看，公司股东由于承担着较大的风险，因而其拥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股东大会通常也被认为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拥有公司重大事项的最终决定权，尽管其日常的经营管理权往往授予给董事会来行使。而私人信托的受益人所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因而其通常无权指导受托人如何行使权力。投资基金制度则是介于两者之间，投资者对高额的投资回报的企求意味着投资者需要承受一定的风险，然而，投资者利用分散投资的方式以及运用基金管理人的专业技能，又意味着投资者力图避免某些股份公司本身所固有的高风险的因素。因而，在对基金持有人法律地位的定位及其权力的配置时应充分考虑到投资基金及基金持有人的上述特点。投资基金法对基金持有人权利义务的配置及其所提供的保护水平亦应介于公司法对股东的保护及信托法对信托受益人的保护之间。 单位持有人无权指导基金管理人与基金受托人如何行使权力，这点与私人信托受益人相似，然而，法律又赋予其通过基金持有人大会对基金事务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的权力，这又与公司的股东相似而与私人信托受益人不同。

　　作为一个以投资为目的的团体，投资基金中也存在一个类似于公司的集体决策机制，即基金当事人在基金的运作过程中，亦需要通过一种集体决策机制将基金当事人的意志转化为投资基金的意志，如在有关的基金法规和基金契约中通常有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要求，而基金持有人作为投资基金的成员也正是通过这一集体决策机制参与基金的运营，并且其所达成的决议对基金管理人、托管人以及基金持有人均有约束力。而在私人信托，由于受托人是执行委托人的意愿，因而，除终止信托以及要求转让所有的信托财产外，受益人作为一个整体几乎不能拥有任何权力。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由于投资基金是在股份公司的基础上经进一步的专业分工发展而成的，亦即属于克拉克所说的资本主义四个阶段中的第三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股份公司股东的所有权分裂为资本的提供和投资两个功能，并将投资的功能职业化。在经济组织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即在于，将如何投资的决策与是否提供资本以供投资的决策日益分离开来。资本的提供者不再选择其真正投资的企业，而是将他的资本交给金融中介，由金融中介作出投资的决策。 因而，投资基金的组织一体化的程度也就比商事公司要弱。基金持有人大会也在一般商事公司股东大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形式化了，基金持有人更多的是通过用脚投票（包括在证券市场出售基金单位及请求基金管理人赎回其所持的基金单位）、基金托管人及政府的监控来保护其自己的利益，而参与基金持有人大会对基金运作过程中的重大事项作出决议并不是其保护自己利益的一种主要方式。可见，基金持有人大会在基金的治理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更弱，希望通过基金持有人积极地参加基金持有人会议来保护其自己的合法权利是不现实。因而，我国在制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对基金持有人大会制度进行设计时，应充分注意到基金持有人大会不同于一般商事公司股东大会的这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