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董事义务包括在任义务和离任义务。流行的公司法理论普遍忽视对董事离任义务的研究，更不能为董事离任义务的理论基础提供合理化解释。虑及法益衡平原则及诚实信用理论、后契约义务理论、信义关系基础放大理论以及职务影响（行为）惯性理论的要求，应当对董事的离任义务进行立法规制。但在界定董事的离任义务时，应注意处理好离任董事的经济活动自由权与公司（股东）的财产经营权的关系，对于经济活动自由权中的一般劳动权应当给予充分尊重。董事离任义务的范围应小于在任义务，是“压缩了的在任忠实义务”。我国现行《公司法》并未规定董事的离任义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对董事离任义务亦仅有零星规定，存在诸多缺陷，应加以修改完善。

　　[关键词]董事，离任义务，立法规制

　　从时间维度而言，董事负担的义务可分为两大类，即在任义务和离任义务。在任义务是指董事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应承担的义务。离任义务，是指董事从公司去职以后所应承担的义务。董事义务与董事身份具有密切联系，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性义务。因此，各国公司法几无例外地承认“董事义务始于任职”，并且大多对董事在任期间的义务作了详尽罗列，此种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对董事权力的赋予。（注：正基于此，有学者认为，传统公司法“首先是强化董事的义务而不是强调董事的权力。”参见张民安著：《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与此相适应，学者对董事在任义务的研究亦可谓“趋之若骛”。问题是，董事离任以后是否仍然应当对公司或其股东承担某种义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此种离任义务的理论基础何在？立法规制的原则和方法如何？离任义务的范围多大？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均有待研究。本文拟从立法规制的角度对董事的离任义务作一初步探讨，兼及我国《公司法》相关条款的修改。

　　一、董事离任义务的理论基础：传统理论的危机及其重构

　　（一）对董事义务理论基础的传统解释及其危机

　　1.大陆法系国家的解释

　　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理论多以民法中的“委任说”和“代理说”作为董事义务的理论基础，即认为公司与董事之间是民法中的委任关系或法定代理关系。（注：参见范健、蒋大兴著《公司法论》（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393页。）因此，董事应当根据其受任人或代理人身份，承担受任人或法定代理人的义务。而所谓委任关系和法定代理关系，系产生于委任契约和法律规定。前者是基于高度信赖而由双方行为成就的法律关系；后者是以双方行为为基础，根据法定的单方授权行为产生。以此理论显然难以解释董事的离任义务。因为，董事离任以后，其与公司之间即不再存在委任契约和法定代理关系，自然无须承担所谓受任人或代理人的义务。因此，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普遍未对董事的离任义务作出明确的要求。

　　2.英美法系国家的解释

　　英美法系国家传统理论多以“信义关系说”作为董事义务的理论基础，即认为公司与董事之间是信义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注：公司和董事之间的此一信义关系，我国学者常以信托关系称之。但据有关学者考证，“信义”一语使用范围更广，在英美法系国家现被广泛用于代理法、合伙法、公司法、甚至银行法领域，其具体含义视特定法律关系而定。因此，在公司法领域中解释董事与公司的此种关系时，将其称为信义关系更为妥当，故本文亦称之为信义关系。前述观点详见张开平著：《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50页。）因此，董事应当根据其受信人（fiduciary）的身份，承担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所谓信义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的一种不对等（non-arm‘s lengh）的法律关系。即受信人处于一种相对优势的地位，而受益人或委托人则处于弱势地位，受信人作为权力拥有者具有以自己的行为改变他人法律地位的能力，而受益人或委托人则必须承受这种法律后果。法律为了保护受益人或委托人的利益，防止受信人滥用其权力，以确保双方的信任关系，即要求受信人对受益人或委托人负有信义义务。（注：参见张开平著：前揭书，第151-152页。）信义义务源于衡平法中的信托法，是信托法规则和理念在公司法中的类推运用。以“信义关系说”来解释董事的离任义务也面临诸多理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