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3日，原告A公司与被告B超市达成食品销售协议，协议第七条约定：“乙方于货款未全部兑现前，商品货物法定处理权属于甲方。”后被告向原告购买糖果等食品，计货款51 830.06元。经原告催讨，被告于2000年3月2日支付1万元，并书面承诺余款于同年3月10日付清，但届期未按约履行。原告于同年3月13日从被告处拉回部分货物，价值11 643.85元，被告尚欠余款30 186.21元。原告索款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庭审中，原告认为，双方协议第七条约定的“法定处理权”是指在B超市未付清全部价款前，A公司享有的对所供货物自由处置权利，当然包括拉回货物。其拉回货物正是依此约定。被告方B超市则辩称，既然原告有此法定处理权，要求原告按协议约定拉回全部货物，双方就此清结，互不拖欠。原告称，其放弃这一“法定处理权”，并要求被告方履行付款义务。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有效，被告拖欠货款，应负违约责任。依照合同法第109条之规定，判决被告B超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A公司货款30 186.21元、偿付原告A公司逾期付款利息360元。

　　应该说本案事实清楚，双方对案件事实并无争议，最终判决结果也于法有据，合情合理。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判决中并未对“法定处理权”这一约定给予适当的说明，亦未对原告未经被告同意拉回货物这一行为准确定性。由于本案所涉合同签订于新合同法施行之后，其法律适用依据当为新合同法。细究本案我们发现，这起貌似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涉及到我国新合同法中有所规定但并未详尽规定的所有权保留制度。

　　1999年10月1日新合同法的生效施行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合同法创设了诸项新制度，所有权保留制度就是其中的一项。该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134条又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此即构建出所有权保留制度。所有权保留交易实践由来以久。在合同法之前，民法通则也曾为这一制度的存在留有余地。民法通则第72条第二款规定：“ 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正是继承了民法通则这一精神，明确规定了所有权保留制度。按笔者理解，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虽未明确使用“所有权”一词而用了含糊不清的“法定处理权”一词，然究其实质，此“法定处理权”的权利内容与所有权诸权能无异，所谓的“法定处理权”实质乃是所有权。本案所涉协议第七条即可理解为买卖合同中的所有权保留条款。据此可以认为当事人这一约定当属合法有效，原告A公司在对方未付款时，拉回部分货物是其依约行使权利的行为，于法不悖。

　　所谓所有权保留，是指双务合同尤其是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依约定以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方式担保买受人价金之给付或其他义务之履行。对所有权保留之性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两种不同看法，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在法律上为一种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此为德国和日本的学说，此种理论并未将所有权保留作为担保买卖价金取偿的担保权对待，仍然将之作为一种特殊买卖对待，即所有权保留买卖为所有权随着买卖价金的付清而移转于买受人。另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为非典型担保物权，其主旨在于通过保留标的物所有权以期保障买受人能按期支付价款或履行其他义务。

　　笔者认为，所有权保留作为买卖合同中的一项特约，必然兼具物权和债权双重意义。在第一层面即物权意义上，出卖人享有在买受人未全部付清价款时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在买受人付清价款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而买受人则享有在付清价款时请求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到期支付价款的义务。所有权保留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在我国现行法体制下，尚需立法承认其地位。在第二层面即债权意义上，具有所有权保留特约的买卖合同可视为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合同，出卖人和买受人必须承担买卖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即出卖人享有取得价款的权利，承担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买受人则享有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承担支付价款的义务。前一物权意义上权利义务为后一债权意义上权利义务实现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