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违约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损害赔偿时，违约方可采取的抗辩理由中涉及到“预见性”的有二项。一是涉及到造成违约行为的原因的可预见问题；二是违约损害后果的可预见问题。前者受《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制约，后者受《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制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发生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该条文的“但书”部分就是本文所称的合同违约损害赔偿的“预见规则”。

　　从世界法律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预见规则”虽不能说是一项古老规则，但也有近二个世纪的历史了。然而，对新中国法律发展史来说，却是一项比较新的规则。“预见规则”  作为我国的一项法律规则，最早体现在我国加入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4条。随后在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和1987年的《技术合同法》中也得到体现。但在调整经济合同关系的《经济合同法》和将调整财产关系作为主要任务之一的《民法通则》中并未得到体现。直至1999年10月1日《合同法》施行，才确立了“预见规则”作为在合同违约损害赔偿中的一项普遍规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方面由于该规则是一项比较新的规则，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成文法系国家，司法裁判时，往往寻求成文法的规定，而该规则又充分体现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加之，一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未获得尊重[1]，因此，该规则虽已规定却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本文力求通过比较法的方式对“预见规则”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是否可预见的评判原则和标准及适用“预见规则”的例外情形作一初步探讨。

　　一、“预见规则”的基本含义

　　我国合同违约损害赔偿的“预见规则”是在充分总结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探讨“预见规则”的内涵有必要了解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关立法情况。

　　最早在理论上提出“预见规则”的是法国学者波蒂埃。其在《债务论》一书中作了如下表述：“债务人对债权人即要遭受债务不履行之损害的人仅对合同的可得预见之损害和利益负有义务，亦即债务人被看作为仅对这些受有约束[2]”。法国在其立法时，采纳了波蒂埃的理论，法国民法典第1150条规定：“除非债务的不履行是基于债务人的欺诈，否则，债务人仅就订立合同时所预见或可预见的损害负赔偿的责任[3]”。

　　英国财政法院的奥尔德森B在1854年的哈德利诉巴克森德尔案[4]中第一次确立了“预见规则”的法律基础：“如果两方当事人订立了合同，其中一方违反了合同，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应该取得关于这种违反合同的损害赔偿，这应该自然地引起每一方公平合理的考虑，那就是按照事情的发展趋势，从违反合同的本身去考虑或按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之时对违反合同所可能发生的结果所做的预料尽可能合理地进行假定。如果原告将实际订立合同所依据的情况告诉了被告，从而双方当事人均已知道这种情况，那么双方当事人会合理地预料到若违反合同就会造成损害，对这种损害应给予赔偿的金额一般来说就是当事人已经了解这些特定情况并已获得通知的情况下对违反合同所造成的损害，应给予赔偿的总金额[5]”。该规则在英国又称为“损害远隔性规则”。它要解决的是当被告违约时，可能导致原告一连串的损失，那么，被告的赔偿责任应止于何处？该条规则实际包含了二个方面的含义，解决二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一般损失的赔偿问题，即被告应对按照违约情况下事物发展的通常规律自然而然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关于特殊损失的赔偿问题。对一般损失以外的特殊损失，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该特殊损失属于在订立合同时，原告已告知的特殊情况下应合理预见的损失，则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