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

　　被告崔某为一个体户，长期在外经商。2000年5月初被告返回家乡时发现原告（某街道幼儿园）房屋年久失修，且拥挤不堪，便主动提出愿捐款100万元为原告盖一栋小楼，但原告同时也必须为此投入一笔配套资金。原告当即表示同意。同年5月25日，原告又与被告协商确定资金到位时间和开工时间，被告提出其捐款将在9月底到位，在此之前请原告作好开工准备，包括准备必要的配套资金。

　　同年7月初原告开始将其原有5间平房拆除，并于7月底找到一家信用社贷款50万元，期限为1年。同年9月初，原告找到被告催要捐款，被告提出因其生意亏本暂时无力捐款。原告提出可减少捐款，但被告表示仅能捐出数万元。双方不能达成协　议，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诺言，否则赔偿原告遭受的全部损失。被告辩称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他没有义务必须捐款，至于原告遭受的损失是由于其自己原因造成的，他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二）对本案的不同观点

　　关于双方是否已成立合同关系，被告是否负有交付100万元捐款的义务的问题，在法院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双方因没达成书面协议，所以赠与合同根本未成立，原告听信被告轻率的许诺而拆房借款，由此遭受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第二种观点认为：尽管双方没有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但双方已经多次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应认为捐款合同已经成立，被告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交付捐款，如不捐款，则应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

　　第三种观点认为：尽管捐款合同没有成立，但被告明知自己无力捐出100万元，故意欺骗原告，其行为已构成欺诈，被告应对其欺诈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

　　（三）作者观点

　　首先需讨论赠与合同是否成立。所谓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做出无偿地给予受赠人的意思表示，而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赠与合同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赠与合同在性质上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对此我国民法界历来有不同见解：一种观点认为，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赠与合同即宣告成立。如果双方达成赠与的合意以后，赠与人可以不受合同拘束，随时撤回赠与，必然会给受赠人造成损害。如果为诺成合同，则不论赠与物是否交付，违反合同就要承担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赠与合同在性质上为实践合同。这种观点认为赠与人仅作出愿意将其财产给予受赠人的意思表示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赠与人实际地将赠与物交付给受赠人，赠与合同才能生效。因为如果认为当事人双方达成赠与的合意，赠与人即负有到期交付赠与物的义务，一旦赠与人到期不能交付便构成违约，受赠人可以要求法院强制赠与人交付赠与物，则对赠与人是不公平的，所以只有将赠与合同作为实践合同对待，才有利于保护赠与人。

　　上述二种观点均不无道理，比较而言，我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一方面，赠与合同乃是一种单务的、无偿的合同，即赠与人仅单方面承担移转财产给受赠人的义务，而受赠人并不需要履行一定义务，更不需付出相应的对价。如果认为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使赠与人在达成协议时起承担赠与义务，一旦赠与人不能交付赠与物即要强制赠与人交付，对赠与人来讲未免过于苛刻，同时必然混淆了赠与和一般具有交换内容的合同的区别。另一方面，如果双方达成赠与合意以后，赠与人撤回其赠与而使受赠人遭受损害，尽管受赠人不能依据合同获得补偿，但并非不能得到补偿，他完全可依据缔约过失来得到补偿。尤其应当看到，我国司法实践历来承认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该规定在适用中是行之有效的，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赠与合同自赠与人实践交付赠与物是成立是比较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