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此条款在违约责任的完全赔偿原则基础上确立可预见性赔偿限额标准。可预见性理论最早由法国学者Pothier在1761年发表的《论债法》一书中提出，并为1804年《法国民法典》所采纳，英国普通法于1854年的Hadly v. Baxendale 一案正式接受这一理论，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715条、《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351条明确规定相关内容，因此可预见性规则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普遍适用的违约赔偿标准。我国旧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0条、《技术合同法》第17条也确立了可预见性规则，并被1999年颁布的统一合同法所承认。法律学者对该规则的学理解释：因为合同当事人只能就其能够预见的结果享有行为的选择自由，所以违约方仅对可预见的损害发生具有过错，在过错责任原则下，他理应在可预见的损害结果范围内承担责任。①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我们世界的理性选择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ational choice）”。②笔者在此对可预见性规则的经济学分析就是试图探求这一古老契约的法则中隐含的理性因素：

　　一、可预见性规则是对合同当事人的预防措施和信赖的有效激励。违约赔偿责任范围的规定影响合同当事人A与B的理性选择，进而控制交易风险损失的大小：违约赔偿责任过大，则A将积极采取措施减少违约的“意外事件”的发生，尽管预防措施的实施也意味A的履约成本的增加，同时由于预期更多的损害赔偿费用，B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风险转移给A，于是B对A会形成过度信赖，夸大了B的预期，一旦A发生违约，则交易风险损失被放大；相反，违约责任过小，则B对A产生有效信赖，并将根据A的履约情况做出对应决策，但是由于预防违约风险的利益在双方间分配，A采取必要预防措施的激励削弱，他总是采取最小的预防手段，违约风险发生机率增加，则交易风险仍被放大。避免上述有效预防和有效信赖不相容的方法，令违约赔偿额为一个合理的不变量，即等于违约人在订约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在此平衡点，双方当事人的预防和信赖趋于合理，从而充分实现合同价值。

　　二、可预见性规则提供有效违约运作的空间。有效违约是指某种意外事件的发生致使履约成本超过各方所获得的利益时，违约比履约更有效。③对待有效违约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差异的根源是对合同法目标的不同认识，认为合同法是对承诺的法律约束的学者大都持否定观点，而法律经济学者认为合同法的目标是通过自愿交换而促使资源转移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中。有效违约实际上是实现帕累托最优态的理性选择，即合同双方在1、幸运的意外事件或意外收获可能使不履行比履行更有利可图；2、不幸的意外事件或意外事故可能使履约比不履约损失更大的情况下，选择不履约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明智之举。可预见性规则的价值是为违约方确立衡量违约成本的标准，违约方通过违约的预期收益与该项成本的比较，选择有效违约而追求更大收益或避免更大损失，同时另一方的利益也可获得必要的保障，否则规定违约成本过低，会引致机会主义泛滥；规定违约成本过高，会抑制有效违约，合同在负价值态强制维持，社会财富受损。

　　三、可预见性规则对交易费用的节约。交易费用范畴的产生是经济学的革命，借助该理论工具进行合同法研究，便可发现可预见性规则实际为一个设计精巧节约交易费用的机制。合同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寻找和信息成本、讨价还价和决定成本、履约和实施成本等。一方面违约事件发生后，相对方可以获得确定合理的财产赔偿的保证，减少其在选择更安全的交易对象、监督合同实施以及采用诸如保险等规避风险方式的交易费用支出；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交易活动频繁，形成有机联系的网络，其中任意环节中断，可能影响一系列合同的履行。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从事具体交易的当事人，因为合同本身不具有“社会公开性”，使之不可能了解违约行为给第三人造成地各种损害，施之过重责任会限制当事人从事广泛的交易活动，相应地交易成本增加。可预见性规则的确立使合同风险在交易双方当事人间合理分配，有助于合同双方对交易费用的理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