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合同法》第132条要求出卖人需有处分权，《民法典》制定中应删除类似规定，理由是，处分权是对既有权利进行处分的权利，买卖合同成立、生效的情形，均不需要出卖人处分权，买卖合同履行时也不一定需要出卖人处分权。出卖人处分权不影响其买卖合同的效力。既有立法的缺陷在于未明确区分处分与负担、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没有认识到买卖合同的负担性质与所有权转让的处分性质并不相同。

　　[关键词]处分权，负担，买卖

　　《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李玫认为，这是对出卖人资格的规定，（注：参见李玫：《买卖合同当事人资格》，《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146页。严格分析，本条并非对出卖人资格的规定，而系关于出卖人履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义务的要求，对此，由本文分析清晰可见。）即，出卖人应当是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或者有权处分之人。由于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义务的履行涉及标的物所有权变动，而所有权变动涉及对标的物所有权的处分，因此，一般认为出卖人应当具有处分权。（注：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甚至有见解认为，“出卖人应当对买卖之标的物具有处分权，此为各国通例。”参见陈小君主编：《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不过，认为要求出卖人有处分权乃是各国通例的见解，至少与德国法的规定不尽一致，《德国民法典》并未如《合同法》般规定出卖人必须具有标的物处分权。《婚姻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该规定中所谓的“处理权”，应当解释为学理中所谓的处分权。）出卖人是否需有处分权及何种情形下需要处分权？首先要澄清处分权概念，本文试抒己见，进而结合《合同法》相关条文进行分析，并对制定民法典的相关问题提出建议。

　　一、处分权概说

　　（一）处分权是对既有权利进行处分的权利

　　1.处分权

　　通说认为，处分权是对既有权利进行处分的权利。（注：此乃德国通说，例如，克吕克曾明确表示：“如果要进行处分，表示人不仅要有行为能力，还要能直接对涉及的权利发生作用。处分客体应该处于它的权利之下，因此才可以对它发生作用”。见赫尔曼·克吕克（Hermann Krücke）：《＜德国民法典＞中的处分》，马尔堡（Marburg）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07年，第44页。图勒认为：“某些法律行为要求行为能力方面有处分权：对特定法域（人或财产）产生法律效果，除行为能力所必需的主观要件之外，尚须有对该法域的某些特殊要求。如第54节所述，财产处分的重要作用要求人们重视主要情形，并称处分人与被处分财产之间的关系为处分权。”见安德雷亚斯·冯·图勒（Anderas vonTuhr）：《德国民法总则》（第2卷第1册），1914年，慕尼黑等，第365页。弗鲁沫也认为处分权“是通过法律行为对既存权利转移、设定负担、变更或者抛弃的权利”。见维尔纳·弗鲁沫（Werner Flume）：《民法总则二：法律行为》，1992年版，柏林，第142页。）处分权不同于行为能力。行为能力是民事主体使法律行为发生效力的能力[1]（P.182），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处分权也影响法律行为效力，但应将处分权与行为能力予以区分。行为能力乃是行为人本身的一种能力，“系就权利主体的性能而言”[2]（P.371），属于行为人本身性质固有因素。处分权表现的只是处分人与被处分权利之间的一种关系，即被处分权利属于处分人自由支配之列。（注：参见海因茨·许布纳（HeinzHübner）：《民法总则》，1996年版，柏林等，第204页。史尚宽也提出，所谓处分能力，是“处分主体对于应处分的财产权的关系”，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正是因为行为能力是人的内在因素，所以不能由人依其意思进行变动，而处分权既然是一种人与权利之间的结合关系，自然得依权利人意思进行变动，从而发生处分权让与等。（注：关于权利与意思的关系、权利与处分权的关系，参见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89页、第215页。）崔建远将处分权解释成为处分能力，认为是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清偿能力、经营能力等并列为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3]（P.10-12）。这种见解将“处分权”中的“权”字替换为“处分能力”中的“能力”，但“权”与“能力”显然不等值，例如，“清偿能力”不能替换为“清偿权”，“行为能力”不能替换为“行为权”。这种近似概念的替换，混淆了不同法律制度的性质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