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这几种义务均有规定。《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是为实现债权人给付利益的附随义务的规定。《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是对后合同义务的规定。另外，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实际上是肯定了先合同义务。因此，可以说，我国合同法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附随义务体系。

    （三）不真正义务

    所谓不真正义务是指在合同关系中非违约方的损害减损义务。“债之关系，除给付义务及附随义务外，尚有所谓的Obliegenheiten（暂译为不真正义务，亦有称为间接义务）。Obliegenheiten为一种强度较弱的义务（Pflichte geringerer Intensitat），其主要特征在于相对人通常不得请求履行，而其违反并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仅使负担此项义务者遭受权力减损或丧失的不利益而已。” [8]（P47） 我国《合同法》第119条亦规定了不真正义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不真正义务与合同约定义务是有区别的：其一，不真正义务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它是一种法定的义务，而合同约定的义务则由当事人双方事先约定而产生；其二，不真正义务也是一种隐藏性义务，当不具备损失、瑕疵等条件时，该义务可能不会发生，而合同约定的义务只要合同一经成立生效就必然发生；其三，不真正义务是违约情况发生时非违约一方的义务，而合同约定义务都是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的义务，故此也称其为不真正义务；其四，不真正义务不会产生履行请求权，而只产生请求损害赔偿的后果。法律上设置这一条款的目的，在于尽量减少由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实现合同公平和公正的目标；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尽量避免社会财富不必要损失和浪费，保障社会财富不断积累。[9]（P46）

    三、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理论基础

    研究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就是研究非约定义务产生的理论基础，因为合同义务来源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大量非约定义务的产生。有学者认为确定非約定义务的依据在于合同性质的要求、合同关系中的国家干预性、社会道德观念的法律化、市场交易关系的渐变以及不断满足交易双方利益要求的效果。[10]（p42-43）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指出了合同义务来源的具体根据，并没有回答非约定义务或者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作为现代合同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实际上是为克服近代合同法中契约自由的虚幻性和契约正义的形式性，真正的契约自由和实质正义而出现的。无论合同法以何种形式规定非约定义务，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现代民法中的实质正义理念，其根本理论基础则是现代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本是道德原则，后成为伦理性法律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民事活动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以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同时诚信原则还要求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11]（P165） 20世纪以来，诚信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合同法中至高无上的帝王条款。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条明确宣称：“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由于诚信原则的确立，不仅打破了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为中心的封闭合同体系，同时“带动了其他如‘情势不变条款’、‘交易基础消灭’和‘权利滥用’等一系列新的一般条款的确定，从而以一般条款作为一个整体，把利益衡量原则带入了私法的理论和（更重要的）实践当中，对立法、法律解释和司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2]（P24-25） 我国合同法第6条也规定的“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