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法规制

    所谓立法规制，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将某些格式条款，如“最终解释权”条款，作为不平等格式条款明确写进法律，当合同中出现此类条款时，宣告无效。

    立法规制中，以实体法规制格式条款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行政规制和司法规制的基础。国内外格式条款立法体例，不外乎两种形式：“其一是规制格式条款的有关规定散见于各单行法中，并由一部位阶较高的法律如民法予以统摄。其二是在有位阶较高的法律对格式条款作出抽象规定之外，又制定出对格式条款予以专门规范的法规。” [9]我国应兼采这两种立法体例，一是在民事基本法中制定有关格式条款的一般性、原则性规定；二是在基本法之外制定格式条款单行法，对格式条款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

    就目前而言，我国规制格式条款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的第39条到41条以及散见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海商法》中的一些条款。同时，在上海、甘肃等地已相继出台《上海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甘肃省合同格式条款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

    可以说，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格式条款的规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从立法形式上来看，我国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定散见于多项法律之中，过于简单化和概括化，没有共通性的指导原则，很难形成一个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制体系，一旦发生法律纠纷，很难做到有法可依。从立法内容来看，法律对格式条款的有关规定内容简单抽象、可操作性不强，不利于运用法律的杠杆来规制格式条款，维护公平正义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例如，存在对格式条款的订立程序未予规范；对提供格式条款方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者当格式条款无效时的处理未予规定；对不平等格式条款的具体情形未涉及等情况。[10]正是由于存在上述不足，目前我国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范已不能适应日益纷杂的社会经济活动，也难以在行政、司法活动中体现公平与正义的法律价值。

    针对目前我国的立法现状，建议对《合同法》中关于格式合同规制的条文作出司法解释，其中应当包括对不平等格式条款如何确定，免除或限制责任条款的认定以及合理提请注意的方式等问题的解释。并在条件成熟时进行专门立法，通过专门的法律对格式条款进行全盘规制并为行政规制及司法规制奠定基础。该专门法律需以加大对处于弱势的一方当事人的保护力度，维护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对等作为立法宗旨。该专门法律应对格式条款及不平等格式条款的定义、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和方法、格式条款行政审查和司法审查的内容和程序、不平等格式条款的认定和处理等方面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这一做法不但是近年来多数国家的通行作法，同时也为实践证明是较为完备的作法，已成为当前各国共同的趋势。

    根据本文对“最终解释权”条款的分析，建议在格式条款单行法中将其明确规定为不平等格式条款不具备法律效力，并由其提供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做法，一方面能让商家从法律上直接认识到“最终解释权”条款的制定将最终被否定，从而减少这类条款的使用；另一方面能使消费者更清楚的了解“最终解释权”条款是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也能预知自己进行诉讼的结果，从而提高消费者寻求司法救济的积极性。

    （二）社会规制

    所谓社会规制，是指由行业协会或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与相关企业协商确定格式条款的使用、受理投诉、调解纠纷，向有关机关提出管理乃至取缔特定格式条款合理化建议，对特定格式条款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

    1、行业协会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