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要点：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经济繁荣至少需要一个适度的法制基础架构，其核心作用就是保护财产及合同权利。为创建这样的基础架构所需的法制改革，或许就是采用一套由相对精确的法律规则所组成的制度，而不是为了改善该国的司法状况进行巨额投入；或者是采用更加自由灵活的标准。这样能够促成一个良性循环，即最初对法制改革的适度开支能促进经济增长率的增加，而随后的经济增长则能为更进一步的法制改革提供所需的资源。

　　以往的经济学家总是认为，经济发展将会引发大量的市场失灵，所以他们开出各种复杂的处方，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治问题。但许多政府失灵（Governmental Failure）的原因（尤其是在不发达国家）却往往被忽视（参见Stiglitz，1994）。从1995年一次关于法制改革的学术会议上的讨论，以及从其他一些近来主张司法改革的学者们的观点中（参见Rowat， Malik与Dakolias 1995； Dakolias 1996），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并没有能够提供一个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础制度框架，可能这是导致这些国家贫困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市场比一些专门研究市场失灵的学者所想象的要更加强健和充满活力。但是，市场的活力有赖于建立起一个能够实现和保护法律权利（尤其是财产和合同权利）的环境，而这种“法治环境”在发达国家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有关从韦伯主义的观点进行的论述，参见Gray 1991和Rausser 1992）。

　　发达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认为这种“法治环境”（或称“法治机器”）理所当然，是因为它在大多数时候总是运转良好而且所费不多。在这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下，法治机器由品行良好、能力较强且享受高薪的职业法官所组成，这些法官掌握法治机器的运作规则，而那些精心设计出来的规则能够有效地促进商业活动。法官们不应受到来自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干预。他们还可以得到那些品行良好、能力较强而且享受高薪的律师们的建议和帮助。法官们的判决依靠品行良好、能力较强而且享受高薪的行政司法官、执行官、警察以及其他公职人员加以执行。有足够数量的法官以便及时裁决案件，而且法官能够依靠各种成型的规则与惯例（例如财会标准、统计制度、以及关于土地和证券权益的公共登记等）进行裁决，这就使法官能够比较合理准确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且花费也比较适度。

　　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情况与上面这种理想的市场法治模式不尽相同，甚至差别较大，也不一定就会严重损害这个国家的经济效率。对于那些在发展的优先顺序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的国家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只须举出下面几个例子：美国某些取得经济成功的州实行选举式的、高度政治化的司法制度，而且法官的专业能力相当值得怀疑；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东亚国家虽然在法治上还比较薄弱，但也获得了经济成功；英国是世界上拥有最为精细的司法制度的国家之一，但她多年以来却徘徊于工业化国家中的落伍者之列。再如印度，这个国家具有一个英国式的法律制度，而且有大量的律师，但经济发展却不如中国。当中国在8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时，她的法律制度还相当不发达。

　　法律制度：正式与非正式

　　那么如何来解释上面所举的这些例子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法制改革过于昂贵。发达国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保障已有法治制度运作的相对成本并不大（参见Posner 1996）。另一种解释是一套法律制度的功能不仅限于实现合同与财产权利，它也可能因执行“坏法”而降低经济效率。

　　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即便不能从理论上证明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合理且有效运作的法律制度，但还是存在经验性的证据显示，法治对于一个国家的财富以及经济增长具有相当的贡献作用（参见波斯纳即将出版的著作；Barro 1991；Scully 1988）。这或许显得有些似是而非，至少当法律很弱或者根本没有法律的情况下，财产与合同权利的实现常常只能依靠威胁，有时甚至是实际的暴力（参见Intriligator 1994；McGrory 1995）；依靠在现代经济的条件下已经有些功能紊乱的家庭联盟；以及依靠各种复杂的自我保护方法。这些都属于法律的昂贵替代物，就像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计划指令”一样。这些替代物的潜在成本对于新成立的公司而言并不公平，因为它们缺乏现成的声誉来说服客户相信它们是可靠的。而且，这些替代物更加有利于简单的现货交易，而不是复杂的交易，因为法律上的救济通常不能要求违约方进行实际履行（参见Hendley， Ickes和Ryterman 1997）。需要指明的是，在现代经济中不依法行事的累积成本可能会相当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