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属于科技、经济、法律协调发展的软科学研究项目，具有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的明确目的性。在文中，作者从法律的专门知识和技术出发，综合运用法学、科学学、技术学、经济学、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促进科技进步与经济繁荣的法律控制系统的整体模型和相关的技术模式，以期开拓视野，填补空白，充分发挥法律的制度功能，使科技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科技、经济、法律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控制和控制系统，法律控制系统，科技和经济一体化

　　一、关于科技、经济、法律协调发展和法律控制系统的设想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经济繁荣、法制弘扬，作为人类的共同追求，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致力于科技、经济、法律的协调发展，愈益成为各国政府所面临的紧迫任务。顺应国际潮流，近年来我国也已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宏观决策和软科学研究。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重申了邓小平同志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阐明了建立和完善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的重要性，进一步强调要把我国的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3年，上述内容又上升为国家意志，正式载入《科学技术进步法》，从而使这一战略决策获得了权威性的法律保障。《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指导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律，不仅确定了我国发展科技事业的方针、政策、布局和重大措施，同时明确了推动科技进步的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它要求我国学术理论界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大力发展科技、经济、法律协调发展的软科学研究，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这项研究课题，涉及到科学技术学、经济学和法律学的专门知识，需要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和协作攻关。本文仅仅试图从法律的独特视角出发，运用法律学的知识和技术，提出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控制系统的一些设想，以期在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里抛砖引玉。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不仅作用于其他上层建筑，而且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进而以经济基础为中介，对生产力产生影响。法律的这种作用，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表述，即是法律的“社会职能”。这就是说，法律不是为了其本身的目的而存在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促进社会进步，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进而实现其本质目的——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如何对法律的这种功能进行描述，经典理论并未给出现成的答案。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阐明法律的“社会职能”的科学方法。系统科学，是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最新科学革命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论证和发展。它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反馈性为特征的系统为考察对象，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性质与规律的科学。它开拓着广泛而丰富的学科领域，其概念和规律已成为基本科学理论以及当代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运用这种系统科学的方法，并借鉴法律社会学的观点，可以得出结论说，法律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控制”。

　　所谓控制，就是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施控主体通过信息传递装置，对受控客体的一种能动的作用。它使得受控客体根据施控主体的预定目的而动作，从而构成具有控制功能的系统。这种控制系统，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和动态平衡性的特征。人们引伸这种控制系统论原理，可用以解释社会过程和法律现象。美国法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R·庞德曾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或者说法律是一种对其他社会现象产生作用和影响的社会控制技术。在法律控制系统里，法律（施控主体）通过价值分析技术、权利安排技术和运行操作技术这三大专门技术的承载功能，对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受控客体）产生功能作用。法律的这三大专门控制技术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法律的价值分析技术，是法律的控制目的——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承载者。它根据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通过多种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冲突的价值的兼顾与均衡，确定科技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客观需要的最佳价值取向，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法律的权利安排技术，根据控制目的，将精神层次的价值予以明确化、具体化，转为物质层次的权利义务体系，设定施控主体本身的标准和规范，并根据客体的实际运作情况进行调整、修正和不断完善。法律的运行操作技术，负责主体与客体间的双向信息传递与交换，将客体的实际状况信息反映给主体，主体则按照标准规范量的要求发出控制信号，由法律运行环节传递过去，纠正客体的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并将反馈信息反映到主体中，经主体测定其中的误差并适当调整标准量值，再次发出控制信号进行第二次纠正。由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法律的控制功能，促进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