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经济法学者认为，经济法最基本的属性就是它体现了国家运用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经济法的国家观虽有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一面；但从理论渊源、现实基础和本位思想上看，有极其陈旧的一面。经济法的国家观应从法域观、利益观、权力观三方面进行更新。

    [关键词]　经济法；社会法；国家观

    一、引论：何谓经济法的国家观

    经济法学者认为：经济法最基本的属性是它体现了国家运用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1〕（P51）有的学者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2〕对于研究经济法来说，认识其国家观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说来，经济法的国家观往往体现在其与行政法的界定过程中。以下一些观点值得重视。其一，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行政法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作为经济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3〕其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发展。〔4〕

    经济法学者的上述观点，有适应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西方传统的国家观强调国家的消极无为。据洛克的理论，国家的功能只限于保护其成员的权利不受其他成员的侵犯。如果一个国家力图超越这些限制，那就超越了它的合法职能。经济法的理论显然是比其进了一步。“本世纪30、4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及危机的出现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等等，都促使奉自由竞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实现了彻底的政策转型，国家或政府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地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5〕（P150）对此，美国学者认为，“为了在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里能够高效地管理公共事务，美国有必要而且是不可避免地要加强行政控制。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利益需要调整，公共福利也必须加以保护以使其免受反社会的破坏性行为的侵损，因此由政府直接采取行动进行管理也就成了势在必行之事了。”〔6〕（P369）这种行政控制往往是以经济法作为依据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经济法理论中的国家观并不是建立在当代公益政治的基础上，因此往往容易夸大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并将政府行为描绘成一种随意性行为。经济法理论中的政府观与当代现实生活的一致其实只是一种形似，而非一种神似。稍微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两者的差距。

    如果说现代行政法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一些经济法学者则针锋相对地表示，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甚至认为对作为经济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为了给政府一个随心所欲的空间，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国家需要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本已说得很清楚了，但作者还唯恐人们不能理解其深义，又作了更为明显的解释：“不是所有的全局性的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都需要由国家进行干预，干预或者不干预，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需要。国家需要就干预，不需要就不干预。因为经济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变量’，因此，国家干预经济关系的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可能广一些，有时可能窄一些。我们使用了‘需要由国家干预’这一个不确定或者模糊的定语，正好是为了使经济法能够适应可能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的需要。”〔8〕（P55-56）政府责任模糊至此，当然没有控制可言。笔者认为，凡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都应当建立在“控权”的基本思路上。要让政府权力摆脱控制，必须使经济法脱离行政法，这才正是经济法理论的危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