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主义学说的发展和重农主义政策的推行不仅使法国的农业得以复苏，而且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法国的资产阶级不断壮大和成熟，从而使法国国内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的矛盾，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相比更为尖锐。这就决定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只能是爆发式的武装斗争，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在经济学上就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主流经济学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在限制政府干预的方面看法是一致的。因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需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优越性，也无需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去否定、战胜反映封建主阶级利益的经济主张，而只需讨论如何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推动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善，以维护其阶级统治。

　　同时，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在法制上表现为，司法机关在革命期间充当了封建顽固势力的角色。革命胜利后，夺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通过宪法尽可能多地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禁止司法权干预行政权。正如奥里乌（M.Hauriou）所指出的，“革命时期的大会取消最高法院之后，毫不犹豫地确立了两权之间的分离，行政权的独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司法权的缩小。”18法国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不仅有公法和私法的分野，而且行政案件也由独立于普通法院而隶属于行政机关系统的行政法院管辖。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归责原则以及纠纷的解决机制均不同于私法。这就为法国行政法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即科学地界定行政法的内涵和外延，揭示行政法的本质和特点，以及行政法区别于私法的内在规律，从而为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正确地确定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和原则提供依据。因而，法国的行政法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基于行政权运行的需要而产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国行政法学也就必然要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构建其理论体系，对行政法院活动的学理阐述便构成了行政法学的核心内容。

　　十八世纪中期以前是法国行政法学“明显的形成发展期”19.当时公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充分发挥行政法院的作用，制止行政机关实施越权行为，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在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以福卡尔（E.Foucart）为代表的“普瓦捷学派”主张将公法分为“权力法”和“执行法”两部分，其中“执行法”是关于国家、地方团体以及行政裁判所的组织与物的管理行政的一种行政组织法，而当时法国的行政法应仅仅是“权力法”中的一种“对人权的限制法。”20奥里乌就曾指出：“‘普瓦捷学派’思想方法的特点，在于通过将行政法规范理解为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以尽可能地与人权研究相结合。因此，在理解公用事业征用时，并不认为它是行政作用的一环，而是视为对私人所有权的一种限制。”21在福卡尔看来，行政权是一种对公民的个人权利进行限制的公权力，因而行政法也就是限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法。我们认为，“普瓦捷学派”的这一主张初步体现了划分权力行为与非权力行为，以及限制行政权作用范围的观念，从而成为“公共权力说”的思想渊源，也可以说是它的萌芽。22

　　四、 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行政法治理论走向成熟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也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合法化的“圈地运动”以及掠夺式的海外贸易使得资本原始积累已经接近尾声，英国也已成为了工业国家。虽然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式仍是工场手工业，但是它发展的局限性同市场需求的迅速增长之间的矛盾已经显露出来，工业革命首先在棉纺织工业中蓬勃展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巩固和发展，表明封建残余已经苟延残喘，封建复辟的危险也已经不存在。这时，资产阶级的利益已占绝对优势，成为唯一的公共利益。无产阶级虽然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无产阶级利益作为整体利益得以存在却是事实。因而，整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对抗，以及资产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本来，后者只是其中的次要矛盾，但每个利益集团为了战胜其他利益集团，往往需要利用无产阶级的利益，分化、瓦解无产阶级。这必然使得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被分解、吸收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公共利益的地位也得以巩固，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得以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