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方法的发展使得新古典学派可以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对上述论断加以论证。他们将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政府预算、居民收支等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简单地调节其中某一个市场，使其实现供求平衡，而是通过价格信号同时对整个系统发生作用。任何一个外来冲击，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变化，某项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系统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话，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如果外来的冲击破坏了初始的均衡状态，那么，“看不见的手”将通过价格调整，使其转向另一个均衡。经济学家阿罗（R.Arrow）和狄布罗（J.Debreu） 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了“一般均衡”是存在的，而且是唯一的。28同时，他们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一般均衡实现了社会福利（公共利益）的最优化。在这种状态下，无论如何调整也不能做到既改善了社会福利，又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恰恰是破坏了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从而会给社会福利造成损失。29新古典学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很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给经济系统带来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有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了。但是，新古典学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政府应当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30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担当起社会“守夜人”，行政职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国家的安定、社会安宁，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以斯密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严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斯密也被誉为“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经济学家”。31而且，因为他的学说敏锐地反映了时代的特征，资产阶级也从中找到了适合自己要求的理论体系，所以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便成为了英国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锐利的思想武器。正如当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Samuelson）在追忆斯密的理论时曾指出的那样，“封建制度以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形形色色的干预，都土崩瓦解了，一个新的商业和制造业时代正在诞生。”32受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传统的“控权论”在英国逐渐走向成熟，“公共权力说”也逐渐系统化。并且，随着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欧国家的广泛传播，传统的“控权论”和“公共权力说”都对许多国家的行政法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英国，典型的控权观念在当时宪法学的主流思想著名法学家——戴雪（A.V.Dicey）的法治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说：“……与专断的权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绝对的至高性和主导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专断的、特权的或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英国公民受法律，而且只受法律的管理。我们中的每个人可以因触犯法律而受处罚，但不能因别的事情而受处罚。”33针对戴雪的上述论断，詹宁斯（W.I.Jennings）指出：“戴雪的意思并不在于权力不应当被滥用，他的真正意图是，他认为广泛的行政权或‘执行权’容易被滥用，因此就不应当被授予。但是，在‘正当法律’和‘行政权力’之间并不存在对立，所有的权力都来源于法律，不论是18世纪晚期巨大的权力，还是19世纪中期受到相对限制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法治意味着公共机构不应当拥有广泛的权力。……他所设想的乃是一种受自由放任主义学说所支配的宪法。”34由此可见，在戴雪的理论中，他关心的是行政权的作用范围，强调限制行政权力的范围才是其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