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商法之间没有构成一个内在的、和谐一致的体系，因此它也是开放的。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商法的演变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商法》没有它自己的体系，是开放性的。它是一些规则群或者法律群，从历史上讲和商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法律之间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但它们之间没有构成一个内在的、和谐一致的体系。所以，《商法》它是缺乏体系的，缺乏体系恰好也是它的优点，它是开放的。根据交易的需要，根据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它可以不断的生长出新的法律。与中国经济改革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法律。

　　企业产权与法人制度

　　我们要回顾一下中国《企业法》的改革，从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到1993年的《公司法》，它反映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阶段。

　　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最初的放权松绑的阶段，在那个阶段它法律的形式就是国务院颁布的一些暂行条例，尽管当时组织起草《工厂法》，但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迅速进展，所以《工厂法》很快就失去了它的立法需求。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两权分离的阶段，两权分离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它无非是要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对国家所有权的内部的权能怎么进行划分，想在这个平面上切除一刀，这一块归政府，这一块归企业，但是这个是永远切不出来的，因为它存在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政府的权利大了，企业的权利就小了，企业的权利大了，政府的权利就小。

　　后来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产权问题，就必须走现代企业制度道路。因为现代企业公司制度它是一种所有权转换的机制，转换以后形成两个平面的权利，一个是股权，一个是企业法人的所有权，投资者拥有企业，企业拥有财产。投资者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拥有企业，股东大会通过它的决议，它可以处分整个公司，决定它的命运，然后企业掌握了它的实际财产。这个产权构造它就提出一个要求就要达到一个独立的法人，在有限责任这么一个原则之下，通过有限责任把股东的民事责任和企业的民事责任区分开，区分开了以后，然后它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结构问题，我们过去叫做法人机关，这是民法上的概念。但是法人机关实际上它是一个代理人，它不是产权者，这个代理人就有一个道德风险的问题，有限责任制度首先导致了代理人制度的出现；有限责任制度还导致了一个问题，经济学叫做外部性的问题。你既然是有限责任，投资者就利用这个企业进行无限的冒险，冒险以后这个企业破产了、倒闭了，最后这些风险和损失是由债权人承担的。有很多人就利用有限责任公司不断的向银行借钱，借来钱以后，把钱悄悄的转移走，这就是洗钱。这又是当前国际性的一个问题，洗钱和金融欺诈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扭曲了市场的经济基本的法则。所以说，从企业产权制度看法人治理，法人治理已经成为基本的问题。

　　投资环境和资本市场

　　投资环境和资本市场我们可以回顾到1979年的《中外合资企业法》和1998年的《证券法》。从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是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国家的市场变成一个投资市场，要吸收外来的资本。我们现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资本，据说居民手里面的货币已经达到了九万个亿，这实际上也是国内的资本。但是这个没有变成资本，货币还沉淀在那个地方，就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我们未来新的一届政府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和上一届政府有着很大的不同，上一届可以每年发行一千六百亿的国债，和今年的一千四百亿加起来，一共是三千亿的国债。通过这个来投资拉动经济，保持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增长率。可以说从后年开始，本届政府要再发行国债，比如要发行两千亿的国债，他得拿出其中的一千六百亿还以前的老债。政府能拿出多少钱去再搞新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今后中国要保持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增长率靠什么？靠政府项目肯定是不够的，那么每年再发行三千亿或者四千亿，行不行？那就好好的算算账，现在财政的负债离警戒线还有多远，财政负债的警戒线又牵涉到我们的金融。所以，我们现在的银行不良资产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中国人民银行定下的不良资产的警戒线是百分之十五，我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资产的警戒线。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老百姓不去挤兑，为什么现在四大商业银行还在经营？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些银行的信用不是靠它自己的信用来支撑的，是靠我们的财政来支撑的，我们现在所幸的是我们财政的负债还没有达到警戒线，老百姓相信国家财政是还得起债的，任何时候银行要是那不出钱，你财政会拿钱来兜底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国家财政都没有还债能力了，谁又愿意相信银行的资产呢！如果说全国人民都到银行去取款，银行又拿不出钱，这就叫做破产，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局面了。我就觉得政府得想清楚，现在财政负债离警戒线还有多远，所以我不敢相信政府能够除了还一千六百亿的老债以外，我还可以再发行一千六百亿来拉动项目，因为今年发行一千四百亿本身就是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