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古代，既没有独立的民法部门，也没有独立的民法学科。近代，随着民法的传入，西方民法学也开始进入中国。民法的著作、教材、资料汇编和民商法教学都有初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法学者和民商法学研究成果。经过法学界的共同努力，中国近代民商法学的框架体系已经确立，民商法学的风格也已经形成。但由于民法典及各单行民商法律颁行时间不长，学术研究总体上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各领域的深入挖掘、研究还不够。

　　[关键词]民商法学，民商分立，民商合一，大陆法系

　　一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民法开始传入中国。1880年，在北京同文馆担任教习的法国人毕利干（Billequin，AnatoleAdrien，1837-1894）翻译出版了《法国律例》一书，其中近一半篇幅是民律部分。这可以说是西方资产阶级民法第一次正式传入中国。[1]

　　随着民法的传入，西方民法学也开始进入中国。1902年，由基督教会所设立之上海广学会出版了《泰西民法志》（英国人甘格士著，胡贻　翻译，上海蔡尔康删订），这是中国正式引入的第一部西方民法学专著。[2]之后，在沈家本主持下，修订法律馆开始大量地翻译引进西方尤其是日本的民法学著作，如富井政章的《民法原论》、梅谦次郎的《民法讲义》、志田钾太郎的《民法总则》等。至1949年，中国已出版各种民法学的教材、专著和资料汇编约1200种。

　　除了著作、教材和资料汇编之外，民国时期我国学术界还发表了众多民商法学的论文，总数约有2500余篇。

　　在民商法学成果出版发表的同时，中国的民商法学教育活动也开始勃兴。在1905年创办的京师法律学堂，民法学、商法学、与法学通论、宪法学、刑法学等一起，分别是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的主干课程。之后，至1949年民国政府解体，凡是设置有法律系或法学专业的大学，都开设了民法学和商法学的课程。

　　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国近代民商法学开始形成并日渐壮大。

　　二

　　在中国近代民商法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严献章、熊元楷、梅谦次郎、黄右昌、李祖荫、李宜琛、胡长清、曹杰、李谟、梅仲协、余　昌、王效文、王孝通、史尚宽等人的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其中几部经典作品作一些比较详细的介绍与评述。

　　（一）严献章、匡一、王运震编辑《民法总则》[3]

　　《民法总则》一书，是中国最早一批从国外引入的民法学著作之一。原著者为日本著名民法学家、《日本民法典》起草人之一梅谦次郎（1860—1910）。编译者严献章、匡一、王运震生平不详，估计系赴日本留学法律者。严献章除了翻译本书之外，还翻译了日本国际法学家有贺长雄的《战时国际公法》（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1907年版）一书。

　　《民法总则》一书以梅谦次郎讲课之笔记为主，吸收其《民法原理》和《民法要义》编辑而成，于1905年由设在日本东京的湖北法政编辑社作为“法政丛编”第四种出版发行。

　　本书作为阐述日本民法总则的作品，共分三章，第一章为私权之主体，第二章为私权之客体，第三章为私权之得丧。下面略作评述。

　　1.民法概述民法的性质可从六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民法是制定法，而非性法（自然法、习惯法）；二是民法是国内法而非国际法；三是民法为私法而非公法；四是民法为实体法而非程序法；五是民法为普通法而非特别法；六是民法为随意法而非命令法。

　　2.私权之主体私权之主体，讲的是人对于物和人对于人原有之资格。在日本民法上，主体就是自然人与法人。民法上的自然人，首先必须具有权利能力，它因人的出生而产生，[4]因人的死亡而消失。[5]外国人的权利能力，以国际法为准。民法上的人，还必须具有行为能力，不具有者又分为下述四种情况：绝对的无能力（幼儿、白痴等）、限定的无能力（某些禁治产者如心神耗弱者等）、特别的无能力（已达成年但尚未解除监护之时的成年人、在订立契约之时的妻子）、一般的无能力（年龄因素的无能力、精神因素的无能力、婚姻因素上的无能力）。